廠長接待了我們。吳天明拿出一大堆證件，大學文憑、工作證，過去搞過的什麼發明、什麼創造的獲獎證書。我這些東西在火車上全丟了，什麼也拿不出，隻好談自己的業務簡曆。廠長似乎對我更感興趣，問我們兩位是什麼關係。
吳天明趕緊說：“我們是老鄉，是同學，還是最要好的朋友！”
我說：“是，我們希望能在一塊工作。”
廠長猶豫了一下，麵有難色地說：“我隻能留下你們一位。”
吳天明轉身走了，我追出門去，拉住吳天明悄聲說：“還是你留下吧，我本來也沒打算找工作，隻想來海南做全國起重機行業的掮客，那種自由的推銷員。”
我拉吳天明又回到廠長辦公室。
廠長說：“我隻能留下你邰勇夫。我們正在找你這樣又懂技術又會搞銷售的人才呢，隻是你的朋友吳天明——實在對不起！純粹搞技術的我們已經有很多了。邰勇夫你明天來辦手續吧。條件是先聘用3個月，然後正式辦調轉。”
我意外地找到了工作，成了海南特區急需引進的專業技術人才。當我辦好了聘用手續要離開海口的那天晚上，仍沒找到工作的吳天明心灰意冷，掉了眼淚，比我在火車上丟了包還難過。他說如果找不到工作真不知道怎麼回西安見領導和同事，因為他不比我，他來之前已經通過單位領導在海南寄給他的那張“人才交流表”的單位意見欄裏簽了“同意”並蓋了章。
我趕回株洲，重型機械廠正在實施廠長的第二套改革方案。第一套改革方案半年前實施後，一批老的科室領導被國人長期以來慣用的“一刀切”像切韭菜那樣齊刷刷地切下來做了普通科員，包括劉總工程師，又齊刷刷“一刀切”地啟用了一批新人。當時曾在全市引起強烈反響，電視、報紙進行了係列報道。這第二套改革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原來的科長升為部長，車間主任升為分廠廠長，原來的行政科升為生活服務總公司，下設房產科、膳食科、總務科。原來我的兩個鄰居，一個燒鍋爐，一個自來水管道維修工，他們都曾羨慕我是大學生，是正式的國家幹部，見了我總是自愧弗如地直不起腰杆。這次見麵不同往昔了，兩位都腰杆子挺得筆挺。一個當了膳食科的科長，一個當了總務科的科長，他們原來的工作由農民工取代。我找到廠長，提出要去海南機械廠受聘。廠長臉黑黑地說：“不行，你才幹幾年，就想調走？”我也覺得挺慚愧：“那我怎麼辦？在銷售科沒事幹，要不，我還回技術部門搞產品開發吧？”
“你沒那本事，不行！”
我自尊心受到了傷害，那時，我還沒學會忍耐，我爭辯道：“不行？不行我能當全國聯合設計組的副組長！不行，我一次談判為重型機械廠增收80多萬元非標費！不行，我京廣線跑了一趟，吸引來那麼多的大客戶（那次，我和廠辦譚秘書沿京廣線拍產品照片回廠後，來訂購起重機的客戶蜂擁而至，都說：‘難得有你們這樣急用戶之所急、想用戶之所想的廠家！’）！你說我不行，讓我走好了！”
“我這不是開旅店，說走就走。”
我托老廠長，老廠長給市工業局羅局長掛了個電話，羅局長就寫了張條子給我。我把這張條子送給重型機械廠的“改革廠長”，“改革廠長”看了條子，在我麵前第一次和顏悅色，而且追悔莫及：“小邰，你有這層關係，怎麼不早說呢？其實你很有才幹，你去吧，到海南幹得好就幹，幹不好再回來，我給你個廠長助理或者是總工程師幹幹。”
海南受聘就這樣輕而易舉地成功了，而且廠裏還連續發了我3個月的工資。
那幾天，吳春芳在娘家玩麻將玩得走火入魔，不吃飯，不睡覺，甚至不上班。媽曾囑咐我：“算了，你別管了，她願意玩就玩，你常不在家，她又是在娘家玩。”所以我也沒再說她。已經兩歲的小詩詩正牙牙學語，不太清晰地唱著從日本動畫片上學來的歌：“我要我的爸爸，我的好爸爸，隻要我見到他，就讓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