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為祖國地方誌事業的累累碩果而自豪的時候，不能不想到古往今來那無數為栽培這些碩果付出了心血的人們。他們之中，包含了像章學誠這樣傑出的方誌學家，而更多的是遍布於中國大地的默默耕耘的修誌人。
編好一部誌書是不容易的，做一個優秀的方誌編纂者同樣不容易。地方誌的性質和特點，對修誌人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人範嵩說過：“修史要有三長，修誌同樣缺一不可。”（《重修建寧府誌序》）“三長”指才、學、識，這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對史學人才提出的要求。“才”是收集、鑒別、運用史料的能力；“學”是淵博的知識；“識”是卓越的見識，要能夠不屈從於權勢，不受利祿的引誘，不為偏見所左右，公正無私地把應該記錄的事情記錄下來。清初的李紱（fú）更指出，修誌者不但要有修誌之才，還要有修誌之“誌”，沒有堅韌不拔的誌向，同樣會一事無成。當然，在封建時代，才、學、識、誌兼備，遠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確實有許多人在修誌的實踐中追求著這樣的理想，甚至傾畢生精力而不悔。
編好一部誌書，不僅要掌握大量曆史文獻，還要作大量實地調查。修誌人員往往要深入到窮鄉僻壤，去考察山川，尋訪古跡，了解風俗。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更非有不怕勞苦，不畏艱險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不可。
南宋的祝穆，立誌編一部全國總誌。他來往於閩、浙、江淮、湖廣之間，每到一處，必定登山涉水，尋蹤探源，弄清地理形勢，逢人便請教各地的風土人情。同時廣泛搜集文獻，到處借閱圖經，發現有用的資料就晝夜抄錄，毫無倦色。這樣準備了十幾年，幾易其稿，才完成了南宋著名的總誌《方輿勝覽》。
元代山東誌書《齊乘》的作者於欽，是山東人，在山東做官。他看到故鄉經過多年戰亂，古誌已經蕩然無存，決心自己動手修誌。他常常說：“我生長在齊，怎能不把齊的山川、位置、城邑、物產、靈秀的人物和各處的疆界都記錄下來呢？”他踏遍了故鄉的田野，到處訪問鄉老，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實現了這個心願。於欽去世的時候，家境蕭條，這部誌書是他留給後人的唯一重要的遺產。由於它所依據的不僅是文獻資料，而且有許多親見親聞，一直很受後世的推崇。
今重慶大足縣的大足石刻，開鑿於晚唐至兩宋。它分布在大足縣境內20多處地點，一共有五萬多尊石刻造像。這個舉世無雙的藝術寶庫，曾經湮沒於荒草衰煙之中幾百年，早期的誌書從來沒有記載。清朝嘉慶年間，四川屏山知縣張澍一度代理大足的政事，同時，代為主修大足縣誌。張澍是個博覽經史的學者，不滿足於照抄舊誌，更不因自己是臨時代理而馬虎敷衍。
他不顧坡陡路滑，奔波在大足的山山嶺嶺之中，對各處的石刻作了多次考察，寫了十幾篇考察文章，並將考察結果記入大足縣誌的“山川”、“古跡”篇，從而引起了後人的注意。現在，大足石窟已經名揚海內外，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人稱張澍是大足的第一個研究者，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有些編纂誌書者自己身處逆境，或者麵對著種種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但他們視方誌事業重於一切，堅持修誌不倦。
黑龍江的最早一部誌書《龍沙紀略》，是它的著者方式濟在流放生涯中完成的。方式濟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考中進士，兩年後就發生了清代著名的文字獄之一——戴名世《南山集》案。由於戴名世稱讚並引用過方式濟的祖父方孝標的著作，早已去世的方孝標被開棺戮屍，方氏全族受到株連。方式濟隨同他的父親被流放到卜魁城（今齊齊哈爾）。就是在這樣的處境中，方式濟留心收集當地曆史文獻，加上實地調查，寫成了《龍沙紀略》。由於它的記載翔實，而且中國古籍中對邊疆地區的記載比較少，這部書成為後人研究黑龍江的重要典籍。
《（光緒）山西通誌》的實際主纂者楊篤，一生和地方誌結了不解之緣，也和緊張而清苦的生活結了不解之緣。他在36歲那年受聘纂修了《（同治）西寧縣誌》（河北陽原），由於編得好，一下子出了名，聘請他修誌的紛至遝來，竟在24年中主編了13部誌書，平均不到兩年一部。在編《（光緒）蔚州誌》的時候，他一個人住在蔚州的城隍廟裏，常常工作到雞鳴天亮。除夕之夜，他在城隍廟裏寫了一副對聯，這是他修誌生活的生動寫照：
滿屋圖書橫古墨，
虛堂鬼神伴孤燈。
楊篤45歲時受聘纂修《（光緒）山西通誌》，此後，幾部誌書齊頭並進。後來《山西通誌》主纂者王軒去世，他又毅然擔當起主纂的重任，更是不顧勞累和疾病，唯恐誌書不能完成。冬天，寒風霜雪伴著冷硯孤燈，手指凍腫凍裂了，血流到指甲上，仍然不肯停筆。親人在故鄉病危，也顧不得回家探望。他說：“一身壽命的長短，就聽天由命吧。如果三晉（山西）的文獻記載到我手裏斷絕了，罪過不是更大了嗎？”他60歲的時候，《（光緒）山西通誌》終於脫稿。同一年，他本人也因積勞成疾而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