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修誌機構的職能也在發生變化，正在向多功能的地區信息中心發展。曆史上的修誌機構大多是臨時拚湊的班子，隻管修誌，不管其他，誌書修成便解散。現在，許多省、市、縣的方誌編纂委員會除了修新誌以外，又是地方文獻的整理研究機構，並憑借資料的優勢大量編輯資料書，包括年鑒、地區概況、旅遊指南、鄉土教材，以及各種學術資料彙編。它們在當地的經濟開發和文化建設中發揮著谘詢機構甚至智囊機構的作用。例如，武漢市在討論經濟發展戰略時，市誌編委會為它提供了係統的參考資料；河北遷西縣縣誌辦公室根據物產普查的結果，建議利用本縣豐富的酸棗資源，通過嫁接酸棗建立金絲小棗基地，被列為本縣發展山區經濟的一個重點項目。一大批漸趨衰落甚至瀕於絕跡的傳統名產，如福建平和縣素有“柚王”之稱的琯溪蜜柚、浙江蕭山縣有800年曆史的“東南佳品”湘湖蓴菜、四川什邡縣的曬煙、山東威海市的錫鑲工藝等，都是由於方誌工作人員挖掘整理出有說服力的資料，引起政府和專業人員的重視，從而恢複了勃勃生機，重新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修誌機構還協同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開辟本地“曆史上的今天”欄目，舉辦以振興中華、了解家鄉為主題的知識競賽。它們的這些新職能，既發揮了資料的社會效益，又擴大了地方誌的社會影響，並吸引著更多的人來為搜集、整理地方文獻貢獻力量。
新中國的地方誌事業，可以說還處於開創時期，猶如東升的朝陽，爛漫的春花，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廣大的地方誌工作者還在不斷地實踐、總結、提高，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繼續譜寫著方誌史的新篇章。
海峽對岸的台灣省，從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回歸祖國後，就成立了台灣通誌館，後來改稱台灣文獻委員會。它整理出版了大量台灣文獻，並從1948年開始編纂《台灣省通誌》，到1973年完成出版。同一時期，台灣各市、縣也都新編了誌書。一些原籍大陸的旅台同胞，心係故土，自動組織起來收集、整理家鄉文獻，盡其所能為故鄉修誌。如安徽績溪旅台同鄉編有《績溪縣誌》、安徽舒城同鄉會編有《舒城縣誌》、浙江青田同鄉會編有《青田縣誌（續修本）》。當然，在兩地隔絕的情況下，他們所依據的隻能是不完全的文獻資料和片斷的回憶。但是，這每一部誌書都寄托著他們濃厚的思鄉之情。隨著海峽兩岸的交往日益增多，兩岸在修誌中還往往互通信息，互寄資料，交流成果，表現出地方誌這一優秀文化傳統對於中華民族的無與倫比的凝聚力。一旦人為的阻隔被消除，海峽兩岸攜起手來，修誌事業必將另有一番景象。
三、方誌學的發展
清代的章學誠雖然被尊為方誌學的開山祖，但是對於他來說，地方誌隻是史學的一個分支，還不是一個獨立學科。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第21卷第18期發表了梁啟超的文章《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誌學》（此文為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一章），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誌學”這個學科概念。這篇文章對傳統方誌學作了係統的總結，論證並確立了章學誠在方誌學史上的地位。從此，方誌學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躋身於學術之林。
隨後，出現了一批探討方誌理論的專著。1935年初出版的李泰棻的《方誌學》，是最早的一部以“方誌學”命名的專著。同年底，出版了傅振倫的係統闡述方誌理論的《方誌學通論》。此後，有甘鵬雲的《方誌商》，是作者多年參與及指導修誌的文稿和書信的彙編；有黎錦熙的《方誌今議》，它是以作者撰寫的《城固縣誌續修工作方案》為基礎修訂而成的，“以內容實是泛陳現代新修方誌之要旨及其方法……故標題曰《修誌今議》”（見作者自序）。還有壽鵬飛的《方誌通議》、吳宗慈的論文集《修誌叢論》等。此外，還有一些有關地方誌的論文發表在當時的雜誌上。這些論著，標誌著用科學方法研究地方誌的開始。
民國方誌學者非常推崇章學誠，多數以章學誠的理論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他們並不拘泥於章氏的學說，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例如，李泰棻試圖以進化論的觀點解釋地方誌，他認為方誌的本質是“記載與研究一方人類的進化現象”。所以，他主張方誌應該增加人類有文字記錄以前的進化史。有些學者對“方誌屬史”提出了異議，傅振倫說：“方誌為記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書”；“方誌之書，自有其特質，雖兼記史地，而與史書、地記，皆不相同。”黎錦熙也說，方誌是“史地兩性，兼而有之”，所以修誌應努力做到“地誌之曆史化，曆史之地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