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雖然在學術觀點上敢於創新，他的思想卻另有相當迂腐、陳舊的一麵，如主張誌書要頌揚“皇恩”，要有益於“風教”，要傳述忠、孝、節、義等，這些也都貫穿在他的方誌學理論和他修的誌書中。
除理論上的建樹外，清代方誌學還有一片重要的園地，就是舊誌的整理。其中最有成績的是對古地誌的輯佚。
輯佚是一種整理古籍的方法，“佚”也寫作“逸”，是“散失”的意思。我國宋代以前的地誌圖經大部分都散失了，有的在其他古籍中還保留了一些被引用的篇章、段落或句子。輯佚就是把這些零散材料找出來，加以整理彙編，盡可能重現這部著作的原貌。這對於我們了解地方誌發展演變的曆史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輯佚在清代非常盛行。輯古地誌最有成績的是王謨，他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中了進士以後，情願不做縣官，而去做清苦的府學教官，以便一心在古書中披沙揀金。他本來想輯刻一部篇幅巨大的《漢魏遺書鈔》，包括經、史、子各類書籍，後來逐漸認識到地理書的重要性，就在完成“經”的部分後，將主要的精力轉向地理，一共輯出古地誌近400種。這時他已經80多歲，又貧病交加，沒有能全部刻印出來，現在能收集到的隻有70多種了。中華書局將它們彙影出版，稱為《漢唐地理書鈔》。後麵還附了清陳運溶所輯的66種湖南古地誌（原來收在《麓山精舍叢書》中）。此外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和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也輯了約60種唐以前的地誌。清代編《四庫全書》時，曾從明代類書《永樂大典》中輯出若幹種地方誌，現在《永樂大典》已失傳，這些輯出的資料就分外可貴了。
清代學者對許多舊誌的成書時代、作者、版本、內容、體例作了深入的考證和探討，他們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寫成大量題跋或提要，探討舊誌的編纂年代、編纂者的生平和版本流傳情況，評論誌書的優劣得失。這同樣是總結修誌經驗，指導修誌實踐的一種重要方式。如章學誠就曾寫過《書吳郡誌後》、《書姑蘇誌後》等七篇誌書評介。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有幾百篇地方誌的提要。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也有近200種誌書的題要。這些工作，為後來方誌目錄的發展和對舊誌的進一步整理作了重要的準備。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在整理舊誌方麵別開生麵。他在明朝末年，麵臨著國家憂患交迫的局麵，想要尋找一條救國救民的路，就開始從地方誌和其他文獻中搜集一切有關國計民生重大問題的記載，包括地形、關隘、兵防、賦稅、農政、手工業、礦產、水利、交通等，分地區彙集研究。明朝滅亡以後，顧炎武參加抗清運動失敗，在各地顛沛流離，仍然一麵收集資料，一麵實地考察。他以20多年的時間，輯錄了以方誌為主的1000多種資料，終於編成《天下郡國利病書》120卷。顧炎武的憂國憂民之心和整理舊誌的經驗在當時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但是，隨著方誌學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顧炎武是係統地整理地方誌資料的先驅，他為後人開創了一條綜合研究和利用地方誌的廣闊道路。
方誌學的誕生，說明中國地方誌進入了一個新的更自覺的發展階段。發源於遙遠古代的涓涓細流終於彙成了巨流。作為一種牢固的文化傳統，無論曆史的風雲怎樣變幻，它都將繼續得到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