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派墨守漢、唐以來對於地方誌性質的傳統看法，認為方誌屬於地理書。戴震說：修誌就是考證地理，隻要盡心把地理沿革考證清楚，就沒有別的事了（見章學誠《記與戴東原論修誌》）。洪亮吉也說：“一方之誌，沿革最要。”（《跋新修廬州府誌後寄張太守祥雲》）他還主張修誌要言必有據，“貴因襲而不貴創新，信載籍而不信傳聞”（《涇縣誌序》）。當代新出現的事物，當然不可能在古代典籍（“載籍”）中考證出根據來，按照他的這個主張，就隻能都算作靠不住的“傳聞”了。這一派修的誌書，致力於廣泛搜輯舊文獻，逐條作精詳的考證，材料豐富，證據確鑿，在方誌界樹立起嚴謹治學的榜樣，有利於糾正那種不負責任的盲目抄襲甚至憑空捏造的歪風。但是他們厚古薄今，不相信、不采納除古文獻以外的其他資料，不重視反映當代社會的實際狀況，把誌書禁錮在狹窄的古地理研究的領域裏，當然要大大影響地方誌的實用價值。
另一派是曆史派，也稱為新派，它的代表人物是章學誠。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會稽（浙江紹興）人，幼年時體弱多病，並不聰明，每天讀書不過幾百字，還顯得很吃力，但是特別愛讀史書，常常有獨特的見解。他參加過七次鄉試，到40多歲才中舉人，第二年考取進士。認為自己的思想不合潮流，所以不去做官，以寫作、修誌、講學度過了困苦而不安定的一生。他一生曾參與修纂十幾種地方誌，但隻有《（乾隆）永清縣誌》（河北永清）完善地保存了下來，其他像他首次獨立纂修的《和州誌》（安徽和縣），還有他晚年的作品——最能體現其修誌理論的《湖北通誌》，都是在誌稿剛剛完成的時候。由於地方長官換了人，新上司不喜歡他的理論和文字，終於功虧一簣，未能刊刻，以致散失。隻有他自己手裏保存的一部分稿子，後來被收入他的文集中。
章學誠是個傑出的曆史學家，著有《文史通義》，在史學理論上獨樹一幟。他用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地方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學說。
章學誠最大的貢獻，是明確地否定了地方誌隻是地理書的舊觀念。他認為方誌屬史，他說：“誌乃史體”（《答甄秀才論修誌第一書》），“方誌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記與戴東原論修誌》），“方誌乃一方之全史也”（《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穀轉運因以誌別》）。這個觀點，比較準確地反映了隋、唐以來地方誌發展的實際情況，大大地開拓了地方誌的內容和範圍，在方誌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一次，章學誠在寧波遇到戴震。戴震比章學誠年長15歲，當時已經很有名氣。他不大瞧得起章學誠，“盛氣淩之”。章學誠並不畏怯，就地方誌的性質問題和戴震進行了一場辯論，有理有據地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反駁了戴震的觀點。
從方誌屬史這個基本觀點出發，章學誠對地方誌的各個方麵都作了詳細論述。他認為修誌不是為了炫耀學問，應該講求實用，應該像修史一樣詳近略遠，用不著每部地方誌都從古代講起。如果前人已經修了誌，後人隻要續修和補缺就可以了。地方誌的重要任務是為國家修史準備資料，所以不能隻是彙輯舊文獻了事，而應該特別重視搜集保存當代文獻。他說，比如司馬遷寫《史記》，也寫了上古三代的事，有的地方寫錯了。古代的事情寫錯了不要緊，古書都在，人人都能考證，自然會發現他的錯誤。但是，有關秦、漢的事，人們就要以司馬遷的記錄作憑據了，如果他記得不詳細，後世又根據什麼來考證這一段史實呢？這種看法，和乾嘉學者的唯古是尊，真是針鋒相對。當時考據學是官方支持和提倡的，在學術界占有主導地位，章學誠卻敢於卓然獨立，提出創新的見解，確實難能可貴。
此外，章學誠還具體地設計了方誌的體例，並且從人員分工、收集資料、製定凡例一直到怎樣擬標題、編附錄，總結了一整套修誌程序和工作方法。他分析了省、府、州、縣各類型地方誌的特點，指出它們應該各有各的宗旨和編例，不可以互相混淆。他還建議州縣常設“誌科”，派專人負責經常收集整理新資料，為修誌作儲備，免得資料失散，也免得修誌時臨時抱佛腳。他把這些主張寫成了《方誌立三書議》、《修誌十議》、《方誌辨體》、《州縣請立誌科議》等許多篇論文。它們集漢、唐以來方誌理論之大成，為我國方誌學初步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體係，成為我國方誌學誕生的標誌。章學誠則被公認為我國方誌學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