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另外兩部著名的全國性誌書，一是官修的《元豐九域誌》，已如前述，基本上仍是傳統的地理誌；一是歐陽忞（mín）的《輿地廣記》，著重記述政區的沿革和地名的變遷，隻能算一部記載地理沿革的專誌。而南宋流傳到今天的兩部總誌，一是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一是祝穆的《方輿勝覽》，都承襲了《太平寰宇記》有史、有地、有文的體裁。它們尤其重視記載古跡名勝，收進了大量詠讚地方風土的詩文。不過，這兩部“總誌”都隻限於記述南宋的疆域，沒有包括北方金國治理下的大片土地。
北宋的地區性圖經有刻本傳下來的，隻有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記》。朱長文是蘇州人，因為有足疾，早年不肯出來謀官做，在家裏築了一所“樂圃坊”，讀書著書，學問“名動京師”，以致經過蘇州的士大夫都以不曾到過樂圃坊為恥。他非常熟悉當地掌故，地方官到任總要先登門拜訪他，將政務上的疑難向他請教，他都能提出切實的富於建設性的意見。《吳郡圖經續記》是一部蘇州誌，完成於元豐七年（1084），是續舊的《吳郡圖經》而作的。在它的28個門類中，包含有學校、人物、事誌、雜錄等，當時人就很稱讚它記事之全備。此外，還有一部《明州圖經》（浙江寧波），成書於北宋末的大觀年間（1107～1110），問世不久即毀於兵火。但據看見過它的人說，它也有人物、古跡、釋氏（佛教人物）、道流（道教人物）等類目，和《吳郡圖經續記》很相似。由此可見，北宋的地區性圖經，同樣在悄悄地越過單純地理書的邊界，邁進了更為寬闊的社會和曆史學的領域。
圖經本來是以圖為主，以文字說明為輔的。後來圖經中需要說明的事情越來越多，文字部分就越來越詳細，圖則逐漸退居到次要地位。圖又很容易丟失。無論什麼時候，處理圖畫總是比處理文字要困難些，在傳抄或翻刻圖經的過程中，常有人隻抄刻文字，而將圖畫舍棄。而且，古代的圖軸幅很大，展開和折疊都麻煩，人們往往把“圖”和“經”（文字說明）分開繕寫，分別保存，所以，有些“圖經”本身並沒有圖，一旦另行出版的圖幅損壞或丟失，它卻仍稱為“圖經”，就名不副實了。
於是，從北宋開始，“圖經”這個名稱也開始發生變化，逐漸被“誌”所代替。北宋元豐年間官修的《九域圖》，因為沒有圖而改稱《九域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嚴州（浙江建德）幾種誌書的名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變化的脈絡。嚴州在宋代一共修誌五次，前三次都稱為圖經，都失傳了。第四次修於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起初仍題名《嚴州圖經》，後來被改稱《新定誌》，兩個名稱並存，說明這時候“圖經”和“誌”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經沒有區別。景定年間（1260～1264）第五次再修，就徑直稱為《新定續誌》了。
還可以舉兩個例子：南宋嘉定三年（1210），羅鑒為新完成的《羅山誌》（江西崇仁）寫序，序中說，這次修誌是“以祥符圖經為祖”，而修成後卻“名曰《羅山誌》”。又，南宋人筆記《賓退錄》卷四有這樣的記載：開禧年間（1205～1207）“胥州重修圖經，號《江鄉誌》”。這些都可以證明，在南宋人看來，“圖經”和“誌”是同一種東西。而且，以“誌”的名稱取代“圖經”，顯然是大勢所趨。
北宋以“誌”命名的誌書，現在知道的隻有20多種，比“圖經”少得多。其中宋敏求的《長安誌》（陝西西安）最受後人推崇。宋敏求做過宋朝的編修官，參與過《新唐書》等多部重要著作的編撰，自己家裏藏書30000卷，本人的著述也很多。他還纂修過《河南誌》（河南洛陽）20卷，可惜散失了。同時代的史學大家司馬光曾為《河南誌》寫過一篇序，隻有這篇序幸運地保存了下來。司馬光在《河南誌序》中稱歎《長安誌》和《河南誌》內容的充實：“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裏、山川、津梁、亭驛、廟市、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跡、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開篇粲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部誌書和《吳郡圖經續記》都是學者的個人著作。作者淵博的學識和見聞，對於豐富誌書的內容（特別是人文、社會方麵的內容）顯然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