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西安的劉安國(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爛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著這5本照片冊出售。王子善是漢中人，其子當時在劉安國任校長的中學讀書。劉便利用這種關係，通過其子之手買下了這部照片冊。當時，這5本照片冊上已有了書法家劉自櫝先生題寫的“右輔環寶留珍”字樣。
劉安國得到照片冊後，曾請古董名家楊鍾健過目，並請當年曾對這批文物逐器鑒定、並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勳先生辨認，得到他們的肯定。
薛崇勳老先生再次見到這些照片後，不禁感慨萬端，唏噓不已，遂欣然命筆，在冊子的卷首寫道：“彝器景本五冊，乃富平黨毓坤(玉琨)駐鳳翔，迫發民夫在祀雞台發掘者。戊辰(1928年)黨敗死，器為陝西主席宋明軒(哲元)將軍所得，邀餘至新城光明院注釋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長安市得之，即當日照本，原題皆餘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勳(定夫)識。”
1955年至1966年間，劉安國曾兩次托考古專家石興邦和鄭振鐸等人將油印冊及從薛崇勳處所得的拓片30張一起帶到北京，請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唐蘭、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陳夢家等專家過目，並請設法編輯出版。唐、陳二先生接到這些珍貴資料以後，翻拍了所輯文物的部分照片，陳先生還作了筆記，但最終未得出版，乃將原物全部退回。“文革”開始後，劉、薛均遭抄家之禍，這些珍貴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遺失。
出土文物
解放後，經過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調查和艱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黨玉琨所盜文物的情況。
黨玉琨在戴家溝挖出的銅器、玉器等約1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資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屬時代包括商、周、秦、漢等幾個時期，尤以周、秦兩個朝代為最多。這些文物中，也不乏屬於西周早期的重要銅器。
在這1500件文物中，有飪食器70餘件，鼎、簋、瓦、豆、酒器39件，觥、彝、罄、鬥、角、禁、尊、卣、爵、觶、勺；水器9件，盤、漢大銅壺、方壺；工具2件，計有斧、削；兵器18件，計有弩機、釣戟、弓形器、戈、矛；以及其它多種雜器等。
在挖出這些重要青銅器文物的同時，1927年12月初還挖出了一個車馬坑，內有車飾品、馬飾品多件，還有完整的馬骨架。像這樣完整保存下來的西周初期的車馬坑，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資料，可惜都被黨玉琨破壞了。如果是用科學的方法挖掘，不僅可提供西周初期車馬的構造和工藝資料，還可提供周代禮製的有關資料。
這些堪稱國寶的珍貴文物，不但有著極高的考古研究價值，而且還有很好的藝術觀賞價值，被國內外許多學術和藝術書刊所著錄。有些還填補了此前文物資料記載的缺失，如青銅器“禁”，即是如此。
黨玉琨其人
黨玉琨是陝西富平人，又名黨毓坤。因其走路時一隻腿跛，故被當地人稱為“黨拐子”。他從幼年時起便不學無術，厭讀詩書，也不願從事家務和生產勞動，整天和一幫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賭，無惡不作。他為人狡黠奸詐、刁鑽善變，尤其喜歡聚眾賭博。黨玉琨生性頑劣，動不動就與人爭鬥，殺人越貨對他來說簡直成了家常便飯。他的那條跛腿，就是在與人爭勇鬥狠時被對手打傷，從而留下病根的。
據說，黨玉琨在青少年時期開始四處遊蕩，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裏當過學徒，經受了古董商的熏陶和點撥，見過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便成為此中行家。他特別善於識別銅器，真品贗品一看之下便知分曉。
後來，一向極不安分的黨玉琨棄商從戎，先是投到了盤踞在陝西鳳翔一帶的地方軍閥、靖國軍首領郭堅部下當小頭目，曆任排、連、營、團長。他精於鑽營之道，懂得怎樣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較受郭堅的賞識。但好景不長，1921年8月，馮玉祥整肅陝西軍閥，郭堅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軍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馮玉祥委任為該軍頭領，帶兵駐守鳳翔。
黨玉琨頓時失去靠山，隻得率一部分殘兵敗將逃到陝西醴泉縣駐紮。不久，李寺奉命東調，留守鳳翔的地方軍隊之間互相勾心鬥角，四分五裂。黨玉琨便乘虛而入，於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轉鳳翔。為了壯大聲勢、顯示威風，他就自封為“師長”，號稱“司令”。
1928年5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司令的馮玉祥，命令第四方麵軍總指揮宋哲元率領所部三個師、一個旅，共約30000人馬，圍剿鳳翔城，宋哲元親自督隊，在硝煙彌漫中冒險衝入城裏，經過短時間巷戰後，大獲全勝，占領鳳翔。黨玉琨在鳳翔東城牆下被擊斃，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資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