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玉琨將以上負責盜寶的主要人馬一一安排妥當後，便下令眾人動工挖掘了。
具體從事挖寶工作的民工，全部是從附近縣、區農村中抓來的青壯年。開始時工作量不大，僅靠就近強行攤派就足夠了；隨著挖掘墓穴的麵積不斷擴大，所需人手越來越多，附近村莊攤派不出，就一下子擴大到了寶雞、鳳翔、岐山三個縣的大部分村莊。這樣，高峰時一天就有1000餘人在埋頭挖寶，整個戴家灣都布滿了密密麻麻的挖寶人。
從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個月中，這支七拚八湊的挖寶大軍把戴家灣兩旁好端端的地麵翻了個底朝天。
在楊萬勝的指點下，開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灣東邊的一個窯洞裏挖出了許多青銅器和陶器，其中有銅鏡、銅鈁、陶灶等，這些器物都出自於同一個漢墓。
第三天，在另一處又挖出了一件珍貴的青銅器物，馬成龍等人說該物是香筒。但經“挖寶指導”鄭鬱文鑒定後，說是“觶”。接著，就在這一處坑裏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銘文的鼎、一件彝(即簋)和幾件殘破器物，另外還有戈、銅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個大鼎，鼎裏麵有小羊羔一個，雖然皮、肉早已腐爛，但骨架卻完整無缺。
盜寶伊始便旗開得勝，收獲甚豐，黨玉琨不禁大喜過望。他挖寶的胃口變得更大，氣焰也更加囂張，不但在組織上控製得更加嚴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斷充實加強。這就害苦了鬥雞台地區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憤，風慘雲愁。
挖寶活動進行到11月底，民工們挖出了一個大墓。據參加盜寶的人回憶說，墓壁上還有壁畫，內容是大山和牛羊。畫麵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在連綿重疊的大山腳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邊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為一群牛，牛有臥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剝落不清)。山都畫成整齊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體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輪廓，形象不準，惟頭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極為有神。
該畫由朱紅色繪成，雖多處脫落，大體完好。畫麵上在大路旁還畫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當時秦人遊牧生活的寫照。這個墓內出土的器物較多，大多是青銅器，有烏紋方鼎、扁足鼎、獸麵紋尊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座墓坑裏出土了三件銅禁(俗稱“銅棹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觶、爵等兩排酒器。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銅器，中間放了一件卣。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觀大方，裝飾花紋，有些圖案畫了鳥獸，線條流利挺拔，實為難得的藝術精品。
俗話說，“自作孳，不可活”。黨玉琨在寶雞大肆盜寶，聚斂財物，勢力逐漸擴大，很快就引起了馮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盜掘古墓的過程中，黨玉琨等人殘酷欺壓百姓，作惡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憤四起，更使馮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後快。1928年5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司令的馮玉祥，命令第四方麵軍總指揮宋哲元率領所部三個師、一個旅，共約30000人馬，圍剿鳳翔城並收繳黨玉琨所盜的大量珍寶。
鬥雞台寶物今安在
當年，黨玉琨把從墓穴中所盜的寶物，一部分放在他臥室的萬寶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張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則藏放於一個秘密庫房裏由衛兵看守。黨玉琨全軍覆沒後，這些寶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將所獲珍寶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麵亭軍部展覽一天，以飽攻打鳳翔部屬的眼福。隨後，他令軍法處長蕭振瀛帶兵將寶物悉數押送至西安軍部。此後，這批十分珍貴的寶物便開始了戲劇性的流轉和散失，並因此而大大受損。這批珍寶運抵西安後，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蘆真照相館請攝影師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著，他又請懂得文物鑒定的薛崇勳在新城光明院逐件進行了鑒定。
宋哲元將經過鑒定的珍寶的一部分，首先送給了上司馮玉祥。馮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國解放後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其餘歸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寶，在他離開西安時由小老婆和當時赴天津任市長的蕭振瀛帶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後來，通過天津的古董商將其中一部分賣給了外國人。
日本考古學家梅原未治在《東方學紀要》一書中說：“寶雞出土的銅器乃是在紐約的中國古董商戴運齋姚氏(叔來)從天津買來。姚氏說，黨玉琨在寶雞盜掘的銅器首先歸於馮玉祥之手。又聞，曾為波士頓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現藏香港)，也是通過在紐約的日本古董商購自天津。”
在這段話中，除了將“宋哲元”誤為“馮玉祥”外，其它內容都是確鑿可信的。由此可見，黨玉琨所盜得寶雞鬥雞台的珍貴文物，實際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蕭振瀛運抵天津後才開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現在在美國、日本、英國及香港的寶雞鬥雞台珍寶，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這使祖國的珍貴文化遺產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當年在對這批文物做鑒定時，頗為細心的薛崇勳曾經用墨汁拓了數十張紙的銘文拓片。銘文大都為1至3字，最多的十幾個字。宋哲元調離西安時，這批文物照片和珍貴的拓片資料可能沒被帶走，後來被一農民在西北關發現。當時，這些珍貴的資料已經裝訂成了5本冊子，並且像字帖一樣經過裝裱，由一個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買。這5本冊子，就是後來流傳於國內外的黨玉琨盜掘鬥雞台戴家溝銅器照片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