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弗洛伊德對人的心靈世界深層結構的揭示，恢複了人的本來麵目，肯定了人自由的生命本質。作為文學主體的人對自身的重新認識和超越，進一步深化了“文學是人學”的命題。
人是什麼?這是哲學探究的目標，也是文學所表現的極致。然而，對人的認識，古今中外，卻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製度中，日漸完善的繁瑣而又無所不至的倫理綱常扼殺了人的一切自由。盡管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戴震曾呼籲解除強加在人身上的理學規範，但應者寥寥，無濟於事。“五四”運動，三四十年代，也曾發出“人的解放”的呼聲，但這微弱的呐喊根本沒有撼動堅如磐石的封建意識。到了“文革”，由於封建專製的變相複辟，人的僅有的一點尊嚴、價值又都被毀滅了。粉碎“四人幫”後，人的價值、尊嚴和自由得到了重新確認。人的本質的重新發現，使文學也露出了生機。從劉心武第一次發出“救救孩子”開始，作家們便在小說中尋找真正的人，在呼喚著社會主義的人性、人情和人道主義。但是，由於因襲和重負，由於舊的觀念的影響，文學界有一部分作家還認為文學是一種有意識的活動。於是，文學便成了表達某種思想的工具，人物也就成了曆次政治運動載浮載沉的附著物。因此，不少一時獲得“轟動效應”的作品，時過境遷，便很快被讀者遺忘。究其原因，在創作動機上，他們還是從社會學、政治學的角度來思考人，從藝術傳達上來看，他們還停留在“生活故事化，人物性格化”這兩個層次上，藝術的筆觸還沒有伸向人的深層心理結構，缺少與讀者心靈產生對應的共振點。
弗氏學說的再一次空前的傳播，則使作家對人的認識產生了一個飛躍。人們從這裏窺視到了：人的內心深處，充滿了盲目、黑暗、無意識的衝動。善與惡、美與醜、光明和黑暗、渺小和偉大，一切世俗的、平凡的、甚至是病態的，都深潛在人的內心深處。
弗氏對人的研究和認識，盡管很大程度上還是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問題，沒有注意到人與社會、與文化的關係，但他對人的本質的全麵論述，則使作家們找到了一把進入人的內心世界的鑰匙，而受弗氏影響的西方現代派作品又為他們理解弗氏學說找到了佐證。他們的小說從寫情節、寫人物進入了“人物內心審美化”的多元化的發展階段。作家們注意到了人的無意識領域，注意到了在表象掩蓋下的人的複雜的內心世界。作家們從對人物外部行為的審美觀照進入到人的內心的感覺、知覺、幻覺、想象、聯想、情感衝突、意識流動等圖景，注意到了以性意識為突破口來開拓豐富的人性內容。意識流小說、新感覺派、主觀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黑色幽默……盡管不同流派、不同走向異彩紛呈，但其共同點都表現在他們將人的內心世界變成文學的表現對象，表現在他們都注意到了人的本質的豐富性、複雜性和整體性。河南作家齊岸青的長篇小說《誘惑》中的“父親”，既是一個傳統倫理道德浸潤的理想人物，是慈父，但又是一個具有農民式的狹隘、暴君式的蠻橫、市民般的庸俗的複雜人物。這類小說，雖然還應歸之於現實主義的流派之中，但他對人的本質世界的重新認識則使整部作品充滿了現代意識。弗氏學說盡管還有某些主觀性，不合理之處，但他對人的本質的闡述，則使我們的文學回到了“人學”的位置上來了。
(二)弗氏對文學創作產生於無意識領域的論述，指出了創作主體精神自由的決定作用，強調了作家的藝術人格和心靈自主性的重要意義。這對我們探討創作心理，尊重作家的創作自由是一個啟迪。
弗氏在《釋夢》、《妄想與夢》、《創造性作家與晝夜》等專著中，揭示了文學創作是一種複雜的精神活動。他認為，文學創作是無意識中被壓抑的願望，經過作家濃縮、轉移乃至升華，除去本能欲望中性欲的色彩，使之以社會可以接受的形式表現出來，成為一種“富有社會價值”的東西。弗氏在這裏著重強調的是藝術人格中的“升華”能力。他認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知道怎樣苦心經營他的晝夢，使之失去那種刺人耳朵的個人音調，變得對旁人來說也是可供欣賞的。”(《精神分析引論》)弗氏關於藝術人格的“升華”學說，雖然還是建立在人的“本能”這種生物基礎上，但他這種肯定文學創作是作家獨特的精神活動的論述，對我們過去“左”的文藝政策是一個有力的反撥。
多年來，我們的文藝理論和文藝政策都強調作家要“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指定創作主題和題材，完全忽視了作家心靈的自主性、能動性和人格的獨立。而文學創作是作家自由生命的結晶。如果讓作家“戴著鐐銬跳舞”，沒有作家在審美觀照上的選擇性，在藝術知覺方麵的需求性，在文學體驗方麵的情緒性，就沒有文學藝術作品的個性和獨創性。所有成功的作品，其中都飽含著作家主體的生命、熱血與眼淚，包含著作家的氣質、稟賦、習慣、趣味和迷狂般的熱情。新時期小說創作出現如此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百川奔湧的局麵，是創作主體實踐自由和精神自由的產物。評論家劉再複在描述這一時期的文學現象時曾指出：“人重新占有人的本質，文學也重新占有文學的本質。文學的蝴蝶在現實與非現實的土地上與天空中又一次自由地飛翔……”
但是，前邊已經談到，弗氏認為文藝是被壓抑的本能的升華的結果，過分強調了文藝創作中主體的個人動機，這是對整個創作過程綜合考慮而得出的。相對於我們國家幾十年來過分強調文藝作品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而僅僅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而言，無疑是一個進步。不過，我們強調作家的人格自由和創作自由，並不是指作家可以不去反映生活，表現時代的發展，而躲進象牙塔去咀嚼一己之悲歡，去鼓吹純粹的自我。我們希望的是作家能夠通過自我的感受、體驗、想象和理解去反映客觀現實生活，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三)弗氏對人的複雜精神活動的揭示，為作家們建立了新的審視點，擴大了小說表現的領域，豐富了小說表現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