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建構，在前途的分析及認知基礎上，現在，就可以來談談兩岸關係新思維的建構了。
在我的新思維架構中，有四根支柱：
1.大陸對台政策，一貫有兩個“寄希望”：“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近年來，對第一個“寄希望”失望了，但另外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未曾明言卻付諸行動的“寄希望”——“寄希望於美國當局”，一如最近“3.20”大選之後的發展。其實，這三個“寄希望”中真正重要的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需要強調，不能光“寄”，更要能“爭”，爭取台灣人民的“民心”。“寄”失之於消極、被動，必須爭，積極爭取，主動爭取。
2.爭取之道，理、禮為先，力、利為次；理、禮為主，力、利為輔。天下之事，爭不過一個理字。這在處理前文所論及的幾個誤區及盲點時，尤其重要。再說，“惟智者以小事大，惟仁者以大事小”，理之外，如果能讓，而且是禮，就更好了。不要忘記，考量到中國新世紀的戰略形勢，考量到中國必須和平崛起，該舍即舍，能舍才能得，何況禮讓乎。
3.香港、台灣，出於中國，一為“珠”（東方之珠），一為“寶”（寶島），在思考上，必須做到港、台一盤棋。香港與台灣的政治發展，有高度聯動關係，大陸的對港政策及對台政策，必須聯立思考。
4.港、台問題不僅彼此聯立，還更須放在新世紀中國宏觀戰略的高度上來處理。如前所雲，台灣一如圍棋盤上的一顆子，此一子之得失，影響者非僅此一子而已；此一子的得失，牽動到的是全盤戰略的得失。換句話說，台灣或兩岸問題，不僅僅是所謂的統獨問題而已，它攸關到中國能否扭轉百多年來它在西太平洋及南中國海的戰略局勢，也攸關到中國在新世紀能否真正的和平崛起。
總之，就這四大思維架構的支柱而言，要架得起來，必須思想解放。沒有思想解放，思維架構就搞不起來，思維架構搞不起來，接下來的一些具體建議也就很難被討論，更甭說被接受了。
若幹政策擬議，現在，分別對大陸內部、對台灣、對國際、對香港及對兩岸交流各擬兩條建議，並略作說明，其餘可舉一反三。
1.對大陸內部
在對台政策上，作為爭取台灣民心的第一步，最核心的，就是要讓台灣人民找回“做中國人”的感覺。一個人，要能自我認同是一個家庭中的一分子，不外兩種方式，一是“同辱”，二是“共榮”。先說前者，1970年代，釣魚島之爭剛開始時，大陸、台灣還有海外僑胞都是站在同一陣線上的，當時，部分海外華人還有著“保釣”與“反共”之間的天人交戰，但後來想通了“反共”不等於“反中”之後，就豁然開朗了。如今，時移勢異，“保釣”隻剩大陸及港、澳了，不再能激起台灣的民氣了。但“同辱”難求，“共榮”仍有很大空間，特別是當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時候，關鍵是要讓台灣人民能夠參與，從而能產生“與有榮焉”的感受。2008年中國辦奧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要把目光僅僅放在選手身上，奧運工程本身就是中國崛起的過程與象征，台、港、海外都有人才，何妨共襄盛舉。
可再舉一例，新世紀中國的發展千頭萬緒，也需要所有中國人的智慧一齊貢獻。大陸可籌辦“新中國現代化工程”智庫，禮聘所有海內外包括台灣的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人文哲學學者等，共同討論中國麵對的發展課題，共冶一爐，一家人的感覺自然就產生出來了。
2.對台灣
大陸對台部門應積極培訓，拔擢深入了解台灣、又能熟嫻閩南語、客家話的專家，語言最能拉近距離，對台事務高層，甚至中央高層如能勤奮學習，效果更好。新加坡李光耀在1965年出任總理後才開始學習華語，成效斐然。
3.對國際
開放台灣政府當局進入任何國際組織的大門，隻要不以“台灣”名義，都可以，中華台北，可以，中華民國，也可以。對任何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人民，大陸當局主動協助其在國際間的通行，知會各國政府當局，視同中國人民看待。
4.對香港
考量到香港人民的素質，法治環境及其他民主化條件的相對成熟，允許特區政府以較積極的態度，依據基本法精神，主動規劃循序漸進的民主化進程。
另外，在經濟的CEPA之外，也可規劃設計文化的CEPA——那就是CCPA了，強化香港及內地在文化、教育、社會等各個層麵的交流與融合，加速提升香港人民對中國的自我認同感。
5.對兩岸互動
一方麵促進兩岸教育交流，鼓勵兩岸青年學生到對岸求學，初期可先從鼓勵台灣學生到大陸求學開始。二方麵針對兩岸經貿整合（包括三通）後，台灣部分產業外移大陸所導致的失業問題，應主動研究提出有效對策，以協助台灣失業民眾。
以上所舉，均可舉一反三。要之，兩岸關係必須放在一個新的戰略架構中思考，兩岸當局必須有新的兩岸觀。大陸必須有新的台灣觀，台灣必須有新的大陸觀，兩岸關係架構才能走出一百多年來被美、日主導的被動形勢，為新世紀中國的和平崛起創造最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