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即便是儒家，也不是不講利，而是強調必須以仁義為統帥，利應服從於利，他們所反對的隻是唯利是圖，孔子說：“放於利多怨”，問題不是“利”，而出於“放”，過了度、超了限就不行。董仲舒講：“修其理不急其功”，“功”是可以求的，關鍵是不要太熱衷、太急切，即“不急”而已。由此可見，孫子的“雜於利害”觀念與儒家思想方式是可以溝通的，優勢互補是它們共同作用於中華文化發展的最佳選擇。
真正有成就的軍事思想家，都是具有深刻的辯證法思想的，也就是說，在認識事物、駕馭戰爭時都能“雜於利害”。中國如此，外國也一樣。譬如近代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他在軍事學術上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他深深受到古典哲學大師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自覺地將聯係、辯證的思想方法運用於對戰爭現象的研究，從而科學地揭示了戰爭的運動規律及其發展變化的內在動因。克勞塞維茨關於進攻與防禦相互關係的闡發，最集中地體現了這一特征。他這麼講：“如果兩個概念真正構成了邏輯上的對立，也就是說其中的一個概念是另一個的補充，那麼，實際上從一個概念就可以得出另一個概念來。”
這就是克勞塞維茨研究進攻與防禦關係時所遵循的哲學思維。他不是把進攻與防禦對立起來，割裂開來，而是在進攻中看到了防禦，在防禦中看到了進攻。進攻與防禦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轉化，兩者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每一種防禦手段都會引起一種進攻手段”，“一種進攻手段是隨著一種防禦手段的出現而自然出現的”。換句話說，防禦“絕不是絕對的等待和抵禦，因而多少帶有一些進攻的因素”；同樣，“進攻也不是單一的整體，而是不斷同防禦交錯著的”。克勞塞維茨進而分析比較了進攻與防禦這兩種作戰形式的優缺點，認為它們都是利弊共存：進攻是“較弱的形式，但具有積極的目的”；而防禦則是“較強的形式，但具有消極的目的”。因而在戰爭中，“誰認為自己的力量相當強大，足以采取進攻這種較弱的作戰形式，誰就可以追求較大的目的；誰要給自己提出較小的目的，誰就可以利用防禦這種較強的作戰形式的利益”。
顯而易見，克勞塞維茨關於進攻與防禦關係的辯證思維，其進攻與防禦互為包容，互有利弊的觀念，在精神實質上，與孫子“雜於利害”的理性認識有著相通一致的地方。這充分說明，古今中外的軍事學說，隻有形式或表述上的不同，而沒有精神實質上的對立。
孫子“雜於利害”的主張，乃是一個帶普遍性的指導原則，也是其“五不”為內涵的機變製勝理論的哲學基礎。它的精義在於辯證對待利害關係，知於未萌，預作準備，順利時能做到冷靜沉著，找到差距，從而保持優勢，防止意外；遭到挫折時能做到不喪失信心，正視現實，堅持不懈，從而擺脫被動，走向勝利。從這層意義上看，孫子“雜於利害”的思想，又是超越單純軍事領域的，而具有方法論的普遍意義。對於我們從事任何工作，都有著深刻的啟示作用。
3.有備無患的戰爭準備思想
在本篇中，孫子還深刻地闡述了有備無患的備戰思想，強調指出不能寄希望於敵人“不來”、“不攻”，而要立足於自己作好充分的準備，擁有強大的實力，震懾住敵人，使其不敢輕舉妄動。孫子認為奪取戰爭的勝利，必須具備主客觀條件，兩者缺一不可。活用“九變”，機動靈活，屬於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範疇，它是製勝的重要途徑，但是要使它真正發揮作用，還應該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而強大的實力則來自於認真的備戰。從這個意義上說，“恃吾有以待也”、“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可謂是“九變”方法實施的必要條件。
需要指出的是，孫子有備無患的思想還具有更深刻的內涵，它揭示了國防建設的一般規律。“備者，國之重”，在階級社會裏，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曆史上，總有少數戰爭狂人，出於滿足稱霸等私欲，乞靈於戰爭，窮兵黷武，將戰爭強加在人們的頭上。乞求這些人發慈悲偃旗息鼓是幼稚而不現實的。正確的對策是，既反對戰爭，又不懼怕戰爭，以戰止戰，爭取和平。
要做到“有以待”、“有所不可攻”，就必須修明政治，動員民眾，發展經濟，加強軍隊建設。這樣廣大民眾才會積極投身於國防建設事業，國家才有足夠的經濟力量支持反侵略戰爭，軍隊才能具有強大的戰鬥力粉碎敵對勢力的進攻，這些都是確保國家安全的基本條件，也是孫子有備無患思想應有的邏輯意義。
4.重視將帥個人的性格修養，防止“覆軍殺將”悲劇的發生
在孫子的心目中，將帥是國家的輔木、軍隊的主宰，他的才能、品德在很大程度上關係著戰爭的勝負。同樣的道理，能否實施隨機應變、靈活機動的作戰指揮，也依賴於將帥個人的主觀條件。基於這樣的認識，孫子強調，為了真正貫徹“九變”的靈活作戰指導原則，必須高度重視將帥隊伍的建設。為此，他在本篇結尾處語重心長地叮囑那些身為將帥的人，要注意努力克服自己性格上“必死”、“必生”、“忿速”、“廉潔”、“愛民”五種缺陷，以避免“覆軍殺將”這一類悲劇的發生。
孫子的這番論述，是他關於“九變”原則實施的條件保障，也是他樸素軍事辯證法思想的集中體現。眾所周知，春秋時期樸素辯證法思想的重要屬性之一，是事物轉化觀點上“節”與“度”概念的提出。當時一些著名思想家，如孔子、老子等人已對事物轉化的臨界點——“度”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認為要保持事物的穩定性，既不可不及，又不能太過，“過猶不及”。孫子“將有五危”論述就是這種社會思潮理性精神在軍事領域的反映。其實勇於犧牲，善於保全，同仇敵愾，廉潔自律，愛民善卒等等，本來都是將帥應具有的優良品德，然而一旦過了度，也就是說假如發展到“必”這一程度的話，那麼性質也就起了轉化，走向反麵，而成為“覆軍殺將”的誘因了。“雜於利害”，歸根結底，像以“節”控“勢”的情況一樣，也是一個把握“度”的問題，它是用兵打仗上的“中庸之道”，提倡的是掌控事物變化的臨界點，既不要做過頭，也不要做不到，順境之中不忘乎所以，逆境之中不灰心喪氣。用兵講求變化，變化越多越好，越神鬼莫測越高明巧妙。所以要“九變”，“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然而，這種靈活機動、隨機應變、屈伸自如不是毫無規律、雜亂無章、隨心所欲的“變化多端”，而是有分寸感，有大局觀，恰到好處的“權宜機變”。看上去眼花瞭亂，應接不暇，實質上絲絲入扣、斐然成章。所以它才是中國古典哲學中最佳的境界：極高明而道中庸。事實正是如此，不高明就沒有輝煌燦爛的兵學文化，不中庸則不可能使這種兵學文化長期穩定而守恒。《孫子兵法》僅僅憑有“雜以利害”這一條原則，也就足以垂萬古而不朽了！
由此可見，因敵變化、辯證分析正是本篇主旨所在。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1]，合軍聚眾，圮地無舍[2]，衢地交合[3]，絕地無留[4]，圍地則謀[5]，死地則戰[6]。有所不由[7]，軍有所不擊[8]，城有所不攻[9]，地有所不爭[10]，君命有所不受[11]。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12]。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13]。治兵不知九變之術[14]，雖知五利[15]，不能得人之用矣[16]。
“注釋”
[1]將受命於君：謂將帥從君主那裏接受出征作戰的命令。受命，接受命令，《左傳·閔公二年》：“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
[2]圮地無舍：圮，毀壞、倒塌之意，《說文》：“圮，毀也。”《爾雅·釋詁》：“圮，敗也。”圮地，指難於通行的地區。《九地篇》曰：“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舍，止，此處指宿營。梅堯臣注：“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