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充分肯定孫子兵學的功利觀與詭道法之價值的同時，也大可不必將孫子理論神聖化。的確，春秋戰國乃至整個古代曆史演變進程，已經證明了孫子兵學實用理性的勝利和宋襄公標榜“仁義禮樂”的失敗。然而，這並不等於孫子的觀點完美無瑕，宋襄公的看法一無可取。正如俗語所說的那樣，不可單憑成敗論英雄。宋襄公雖然敗得很慘，很沒麵子，但是這並不說明道德對戰爭的製約作用可以棄若敝屣，恰恰相反，在絕對的功利之上還有一個絕對的道德。事實也正是如此，儒家提倡義戰，墨家主張非攻，都是古“軍禮”原則在新曆史條件下的曲折反映，而隨著人類社會的日益進化，道德因素對戰爭行動的規範意義正顯得越來越突出，絕對戰爭也逐漸在向可控性戰爭過渡。這其實是對宋襄公“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成列而鼓”做法的否定之否定。
孫子的兵學理論固然是時代精神的產物，也符合軍事鬥爭的一般規律，但是他汲汲倡導“兵以詐立”，一切都以利益的大小或有無為定奪，將“兵不厭詐”奉行為指導作戰的最高原則，其客觀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戰爭勝利的同時，也促使戰爭手段變得越來越殘酷，戰爭破壞程度越來越駭人。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白起殺性一起，長平坑趙軍降卒四十萬；項羽血氣一來，新安殺秦軍俘虜二十萬，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正是孫子那種隻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戰爭效益觀的邏輯結果。這個責任固然不應該由孫子本人來承擔，可是君子之風日去，小人之氣競長，“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乃是不爭的事實。孫子若地下有知，也會感到不安。
所以，後世的兵家為了發揚宋襄公和孫武子思想的各自長處，同時克服兩人思想的各自不足，遂積極提倡兵儒合流。這就是既強調仁義道德對軍事活動的規範意義，又肯定“兵以詐立”、出奇製勝對戰爭成敗的保證決定作用，從而使中國傳統軍事文化能夠沿著比較正確的方向不斷進步和成熟。
從這層意義上講，將宋襄公不分青紅皂白地罵倒罵臭，將孫武子不加保留地吹捧歌頌，都犯了簡單武斷的毛病，都不是客觀的態度。
3.關於“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的基本主張
為了奪取有利的作戰地位，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孫子進而主張在軍隊行動過程中，貫徹“四治”的具體要求，即搞好全軍上下“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的各個環節，樹立必勝的信念，激勵士氣，統一號令，靈活應變，捕捉戰機，去奪取勝利。
所謂“治氣”，就是“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其核心就是後發製人，實施積極防禦，即以防禦為手段，以反攻為目的的攻勢防禦。所謂“治心”，就是“以治待亂，以靜待嘩”，即以己之嚴整對付敵之混亂，以己之鎮靜對付敵之輕躁。其實質是要求沉著冷靜，從容對敵。所謂“治力”，就是“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其核心即是要求“先為不可勝”，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為爭取先機之利創造條件。所謂“治變”，就是指“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其中心意思即不打無把握之仗，不同敵人拚消耗，而要同敵人鬥智鬥謀，以靈活機動取勝。孫子的“四治”理論，是對戰爭實踐的理性總結，符合作戰行動的內在規律，因此為後人所重視和廣泛運用，其中“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等主張，業已成為經典性的軍事原則，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大顯身手，屢試不爽。
在本篇的結尾處，孫子還歸納總結了八條“用兵之法”，即有名的“用兵八戒”。這些原則，是以豐富的戰爭實踐活動為基礎的，它們中間某些提法在今天已顯得陳腐過時，但在當時卻不乏重要的價值，反映了當年孫子在探索真理時所能達到的高度，值得肯定。
最後，我們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在非軍事領域，孫子“兵以詐立”、陰損坑人的思想是不能隨便借鑒和應用的。我們知道，近些年來，《孫子兵法》由於種種機遇（如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而聲名大噪，走紅變俏。好像《孫子兵法》是包醫百病的靈藥，什麼都跟它拉扯在一起，用一個通俗的比喻，就是“《孫子兵法》像個筐，隻要是個東西便往裏麵裝”。而人們在借鑒與運用孫子思想過程中，又對他的“詭道”論情有獨鍾，推崇備至。
的確，孫子所揭示的不少軍事原則和規律，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真理性，“詭道”思想同樣如此，它們是能夠對軍事領域以外的工作提供寶貴的借鑒和啟迪的。人們在這方麵已經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也積累了非常有益的經驗。如日本國的大橋武夫，他認真學習和研究《孫子兵法》，深刻領會其精神實質，從中尋找到企業經營發展的秘訣，用以指導經濟活動，結果取得了驚人的效益。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將自己借鑒運用《孫子兵法》謀略的種種心得，付諸於文字，寫就了一部《兵法經營學全書》，讓人們共享他的經驗（典型的“你有我有大家有”的梁山泊好漢精神）。其書一出版麵世，馬上風靡了日本列島，並迅速反饋到孫子的故鄉——中國，讓我們大家開了一回眼界，原來兵書還可以這麼讀、這麼用！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孫子兵法》的本質屬性是兵法，是敵我雙方進行生死較量的軍事藝術。從這一意義出發，它又同人類社會的其他活動有著本質的區別，不能搞拉郎配，不能簡單地對號入座。因此，《孫子兵法》中許多“詭道”原則是不可以生搬硬套，隨意移用於企業經營或體育競賽等公共領域的。道理很簡單，“詭詐”是用來對付敵人的，不是用來對付朋友或合作夥伴的，即使是對付商業競爭對手，也完全不道德。追求利益是應該的，也是允許的，但是不擇手段、搞下三爛，則違背公道人心，遲早會自食其果，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便是這層道理。眾所周知，商業經濟活動追求的是“雙贏”、“多贏”，玩的是“非零和”遊戲，這叫做“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多一份市場多一種選擇”。可用兵打仗的情況卻是完全不同，它追求的“單勝”、“獨贏”，就像《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說的：“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總歸要分出一個高下，決出一個雌雄，一決生死。為了達到“獨贏”的目的，做做小人也是不得已的選擇。這種本質屬性上的區別，決定了《孫子兵法》基本原理借鑒上的有限性，否則必然會走火入魔，既當不成“君子”，也做不好“小人”。
遊戲應該有規則，道德必須有底線，讀《孫子兵法》，用《孫子兵法》，首先要明白的，就是這個道理。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1]，交和而舍[2]，莫難於軍爭[3]。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4]。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5]，後人發，先人至[6]，此知迂直之計者也[7]。
“注釋”
[1]合軍聚眾：合，聚集、集結，《詩·大雅·民勞》鄭玄箋：“合，聚也。”此句意為征集民眾，組織軍隊。梅堯臣注：“聚國之眾，合以為軍。”
[2]交和而舍：意謂兩軍劍拔弩張對壘而處。交，接、接觸。《周易·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和，和門，即軍門。曹操注：“軍門為和門。”交和，曹操注：“兩軍相對為交和。”《戰國策·齊策一》：“與秦交和而舍。”舍，止、止宿。
[3]莫難於軍爭：於，比。軍爭，兩軍爭奪製勝條件，即有利的態勢和先機之利。
[4]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迂，曲折、迂遠。《史記·河渠書》：“北渡迂兮浚流難。”直，近便的直路。《詩·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句張預注曰：“變迂曲為近直，轉患害為便利。”甚是。
[5]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其”、“之”均指敵人。迂，此處用作使動。前句就我而言，此句則就敵而言。軍爭時既要使己“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要善於使敵以直為迂，以利為患。而達到這一目的，在於以利引誘敵人，使其行迂趨患，陷入困境。
[6]後人發，先人至：比敵人後出動，卻先抵達目的地。《荀子·議兵》：“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
[7]此知迂直之計者也：知，這裏是掌握的意思。計，這裏是方法、手段的意思。
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1]。舉軍而爭利則不及[2]，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3]。是故卷甲而趨[4]，日夜不處[5]，倍道兼行[6]，百裏而爭利，則擒三將軍[7]，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8]；五十裏而爭利，則蹶上將軍[9]，其法半至[10]；三十裏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11]。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12]。
“注釋”
[1]軍爭為利，軍爭為危：為，這裏作“是”、“有”解。《孟子·滕文公上》：“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趙岐注：“為，有也。”此句言軍爭既有有利的一麵，也有不利的一麵。梅堯臣注：“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2]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舉軍，帶著所有裝備輜重行動。此言若僅看到軍爭有利的一麵而攜帶全部裝備輜重去爭奪，則必為裝備輜重所累，行動遲緩，不能及時趕到預定地點。梅堯臣注：“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
[3]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梅堯臣注：“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意謂如果丟下裝備輜重輕兵捷進，則裝備輜重將會受到損失。委，舍棄、丟棄。輜重，包括軍用器械、營具、糧秣、服裝等。捐，棄、損失。
[4]卷甲而趨：卷，收、藏的意思。《論語·衛靈公》：“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劉寶楠《正義》：“卷，收也。”
[5]日夜不處：處，可解作“止”、“息”，見《說文》。此句言夜以繼日，不得休息。
[6]倍道兼行：倍道，行程加倍。兼行，日夜不停地進軍。
[7]則擒三將軍：擒，俘虜、擒獲。三將軍，指上、中、下三軍的主帥。此句意為若奔赴百裏，一意爭利，則三軍的將領會成為敵之俘虜。
[8]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十一，即什一、十分之一。意謂士卒強壯者先到，疲弱者掉隊，這種做法的結果，隻有十分之一的兵力能夠到位。
[9]五十裏而爭利，則蹶上將軍：言奔赴五十裏而爭利，則前軍將領會受挫折。蹶，失敗、折損。上將軍，指前軍、先頭部隊的統帥，賈林注：“上猶先也。”
[10]其法半至：通常的結果是部隊隻能有半數到位。
[11]三十裏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此言奔赴三十裏以爭利，則士卒也僅能有三分之二到位。
[12]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此句張預注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甚是。委積，泛指物資儲備。《周禮·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鄭玄注：“少曰委，多曰積。”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1]；不知山林、險阻、沮澤[2]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3]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4]，以利動[5]，以分合為變[6]者也。故其疾如風[7]，其徐如林[8]，侵掠如火[9]，不動如山[10]，難知如陰[11]，動如雷震[12]。掠鄉分眾[13]，廓地分利[14]，懸權而動[15]。先知迂直之計者勝[16]，此軍爭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