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田弘毅確實是一個悲劇人物，但是廣田的悲劇其實並不在於被軍部脅迫，而是他一輩子都在企圖“善引”軍部而沒有成功。
實際上廣田弘毅並不是像人們所知道的那樣，出身於精英外交官那麼簡單，廣田弘毅原來是想報考陸軍士官學校成為職業軍人的。但是甲午戰爭之後的俄法德三國聯合幹涉迫使日本以3000萬兩白銀的價格讓大清贖回了遼東半島之事，使得廣田弘毅覺得當一個外交官比單純的舞刀弄槍更有利於國家，這樣廣田弘毅才報考了東京帝國大學，成為了一位職業外交官。廣田雖然沒有直接從軍，但和陸軍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根據現在在外務省發現的資料，當時還是帝國大學學生的廣田，在日俄戰爭之前的1903年就曾經作為陸軍的情報員，在朝鮮半島和滿洲等地以“修學旅行”的名義收集情報了。
本來廣田弘毅就讀帝國大學期間的學費，就是右翼團體玄洋社支付的，再加上廣田夫人又是玄洋社幹部的女兒，所以廣田弘毅進入外務省之後的表現就是親軍和極右翼的混合體。大隈重信內閣提出臭名昭著的“對華二十一條”時，廣田弘毅是外務省通商局第一課課長。廣田當時不同意這個二十一條，因為在廣田看來還應該再加上黃河的“疏浚權”，這樣可以在保證日本帝國在黃河的航行權利之外，還能為日本企業在中國中原一帶的進出提供方便。
這個“疏浚權”問題對於廣田弘毅來說是很有象征意義的，廣田的所作所為都是以日本的經濟利益為中心。從1933年9月開始，廣田弘毅先後在齋藤、岡田內閣中擔任外相，“二二六事件”之後受命組閣，在擔任11個月的首相之後又在近衛內閣中擔任過外相，一直到1938年5月。這段時間正好和日本開始全麵侵華的時間重合，作為內閣魁首或重要內閣成員的廣田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放棄辯護，並不是像《燃燒的落日》中所說的那樣是因為他不再想牽連別人，而是因為畢業於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知道自己的罪責所在，即使進行辯護也是徒然的。
一直有一種說法，就是廣田弘毅是近衛文麿的替死鬼，如果近衛文麿沒有自殺以逃避審判的話，廣田弘毅是不會被送上絞刑架的，筆者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
當然如果近衛文麿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肯定會被判處死刑，但是那樣就能挽救廣田弘毅嗎？廣田弘毅最致命的罪名和近衛文麿無關，他最重大的罪名是在岡田內閣的外相任上時，提出了“廣田三原則”和在首相任上時恢複了在1913年，就已經被山本權兵衛內閣廢止了的“軍部大臣現役武官製”，給了軍部以綁架政府的武器。因為這條製度使得軍部隻要采取不派現役軍人出任陸海軍大臣的方法，就能使得內閣無法成立，而特別有諷刺意思的是，廣田弘毅內閣也還就是因為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堅持辭職而垮台的。
廣田弘毅當時在這個問題上不是完全被動的，這就是所說的他企圖“善引”軍部而未能成功的由來。當時的廣田想從製度上把參謀本部所掌握的人事權力轉到陸軍省來，但這是不可能的。廣田之所以連軍部的人事製度都想插手，是因為在他那兒有一套獨自的對華策略。廣田的策略是所謂“中日滿經濟合作”，實際上是想用經濟的手段對抗所謂江浙財閥從而迫使國民黨政府屈服。這種做法實際上和陸軍的“再打擊一下蔣介石就會屈服”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是不是因為原來曾經對軍人有過憧憬，而在思維方式上都變得和軍人一樣了？
廣田弘毅在擔任外相和首相期間都非常積極地進行了華北分離工作，廣田弘毅在1936年3月出任首相，4月份就決定了駐留天津的日軍兵力增強到5000人。一般都認為這次的天津增兵是直接引發盧溝橋事變的原因，而廣田弘毅本人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十分積極，因為這個計劃對於廣田的華北經濟計劃來說正中下懷，因為天津對於華北的重要戰略地位，控製了天津就控製了華北。
他該上絞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