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有更多經濟學家站出來捍衛市場，批評政府的一些政策。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就是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像亞當·斯密，如果那個時代的政府沒有過多幹預經濟的話，就不會有亞當·斯密。沒有歐洲20世紀30年代的計劃經濟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也不會有米塞斯和哈耶克。
因為我們的無知才需要市場，如果我們無所不知，就不需要市場——一個無所不知的人或組織，就把所有問題解決掉了。
印度學者奧修有一句話說，知識是來自於別人的經驗，智慧是來自你自己的經驗。隻有自己親身體會，你才能夠具有這種智慧。智慧是書上學不來的。
凡是要搞思想、搞理論的人，一定要對未來更偏好，更看重。因為你的市場不一定是今天，也許是未來。人的本性使我們有時容易被眼前的東西所蒙蔽、誘惑。所以，看得越遠的人越少，我們才覺得他們偉大。
一
訪談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米塞斯曾經說過，經濟學家不應該是技術專家的身份，而應該是個教育者。你認可嗎？
張維迎：某種程度上認可。
訪談人：你對金融危機和市場的觀點，官員中有多少認同？
張維迎：我相信還是有的，我知道許多政府官員還是喜歡讀我的東西，它們還在影響製定政策的這些人。當然，我跟他們講話會講得更清楚，因為政治決策更多是利益的平衡，所以我說你可以聽聽我說的，但你們怎麼做，還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做。
凱恩斯都講過，好多人認為他們不受任何經濟學家的影響，實際上他們所奉行的可能是某位死去的經濟學家的思想。
訪談人：這裏有個悖論：在強政府的狀態下，經濟學家是不是個人會更有作為呢？因為他可以直接影響政策的製定。
張維迎：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說在強政府的情況下，它會使得經濟學家覺得有作為，因為政府用他嘛，可能直接想聽他的意見；但也可能隻是用他作為輿論宣傳的工具—你看經濟學家都這麼說，那我就這麼做。
但是，如果真正信任市場、深刻地理解經濟學的話，在一些時候，應該有更多經濟學家站出來捍衛市場，批評政府的一些政策。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就是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像亞當·斯密，如果那個時代的政府沒有過多幹預經濟的話，也成全不了亞當·斯密。也包括哈耶克這些人。因為經過歐洲20世紀30年代的計劃經濟和美國的凱恩斯主義之後，政府越來越專權，這才使得經濟學理論變得更為重要。
因為我們的無知才需要市場，如果我們無所不知，就不需要市場—一個無所不知的人或組織，就把所有問題解決掉了。
訪談人：經濟學家這樣處理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出於無知？
張維迎：對。一是因為我們無知，再就是政府的誘惑太大了，讓人很難抗拒。中國傳統文化裏的“英雄難過美人關”，這句話可以套過來。好多學者也難過政府這一關。
訪談人：是不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有點士大夫情結，總是希望能被政府所用？
張維迎：你的這個提法很對。確實，政府給的誘惑太大—名、利、職位。我想套用這個比喻，英雄在戰場上殺敵，經過了多少年的生死磨煉，但一個美人就可以攻克他。學者也會這樣。吸引力太大了，好多經濟學家可能就被政府給的榮譽俘虜了。
但是，我不能指責他們（這個還要看人品），在政府擁有這麼大權力的情況下，有一些明白道理的經濟學家參與，也許也能起到好的作用。
二
訪談人：您怎麼定義自己的使命？
張維迎：我們這個社會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國有企業比重太大，政府幹預過多，所以宣傳市場的理念，讓更多的人理解它，本身就在推動市場。我相信，即使是在現在的利益格局下，如果所有的決策者都接受我在這本書裏的觀點，那對社會挺有利。
即使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能看得更長遠的話，也許就會改變他的做法，因為他認識到，假如維護他的既得利益，從長遠看對他的利益和名聲並不好，他就會放棄。
訪談人：你真相信知識可以讓人超越自身利益來看問題？
張維迎：對，科學和知識，包括經濟學，有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使我們能相對超脫地看問題。這就是學者和一般人不一樣之處。
但是，學者在生活裏就是一般人。在這個情況下有兩個自我，一個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自我，另一個是職業身份的自我。你作為一個媒體人，要疾惡如仇要追蹤新聞，但你也是一個普通人，對不對？兩種角色都會起衝突，任何人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