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人：當“經濟人”張維迎，和要求更超脫的張維迎，兩者衝突時怎麼辦？
張維迎：有時候也會有一些鬥爭。作為個人來說，也會有好多的誘惑，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不能抵擋這些誘惑，那就沒法堅持我的學術的純潔性，沒有辦法堅持我的思想、理念的一致性，那我就算放棄了。
但是，我還沒有經受過特別大的誘惑，所以我就不知道。假如說有人要給我10億元讓我寫一本反市場的書，我不知道能不能經受住這個誘惑。但目前我沒有遇到這種情況。也許我能經受住，也許經受不了，我不知道。
訪談人：是因為沒有到最大的試探麵前，都不好說？
張維迎：對，都不好說。所以我們不能站著說話不腰疼。人為什麼要有同情心，要大慈大悲？因為每個人的處境都不一樣。比如說你明天寫了一篇罵我的文章，我想一想，也可以理解：可能有人雇用你，給你好多錢讓你寫。對不對？你沒經受這樣的誘惑也寫了，我也沒辦法，我很同情你。隻能這樣。
三
訪談人：您主張對改革中的曆史遺留問題應該向前看，甚至提到了香港的大赦。但是，這跟社會正義之間是有衝突，至少跟民眾情緒是有抵觸的。
張維迎：如果我們都按情緒活著的話，人類就完蛋了。我們不拒絕批評，但是，要有理性，要著眼長遠去看什麼是於你有好處的。
寬容也是一種成功的策略。在有關博弈的試驗研究中，最成功的策略就是“一報還一報”。所以，一個理性的人一定要向前看，凡事耿耿於懷，永遠不忘過去，他一定沒大出息。小時候誰欺負過你，你一定不離開這個村，一定要跟他幹到底，那你全都毀了，是不是？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是這樣，尤其當社會從一個低效率的製度到一個高效率的製度，由一個不合理的均衡向一個合理的均衡轉變的時候。其實，人類本來就是這麼過來的。試想一下當初秦始皇統一中國，六國的人如果都一直心懷不滿，一直在報複秦始皇，那哪兒有中華民族真正的統一？
訪談人：您曾說，企業家創造價值和尋租是同時進行的，像黃光裕案拉扯出一串官員落馬。對於這種權力尋租，我們應該追溯到什麼程度呢？
張維迎：這是一個政治決策。這要有一些政治家的眼光，才敢去做這些決定。比如像毛澤東對那些被俘虜的國民黨大將，他分幾批都給釋放了，這些人都殺了好多共產黨人的，為什麼要釋放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決策，他就是向前看的。
當公共的權力不受市場的約束，政治家的理念就更重要。其實，很多問題都是政治問題。就像過去單位分房子，你要住，那你就乖乖的，如果表現不好，我就不給你分房子了。這也是統治人的一種方式：我讓每個人都有把柄在我手裏邊。所以，我說這是個政治問題。
訪談人：怎麼看“新左派”反市場與改革的言論？
張維迎：我告訴你，凡是左的人，隻有極少數人是由於信仰，好多人完全是投機。就像“四人幫”，他們在上海，哪兒信仰什麼計劃經濟，就是獲得權力的一種方式而已。每個人要冒出來，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看明白這些就無所謂了。
訪談人：現在俄羅斯懷念斯大林，這和“新左派”懷念毛澤東時代有一些異曲同工。
張維迎：這個也很自然，因為人們總覺得失去的都是美好的。如果你真的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話，你可能就感覺不一樣了。想象的總比現實美好。人性就是這樣。
訪談人：你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嗎？
張維迎：我寧願不用這個概念。“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本身是反市場的人給堅持市場走向的人扣的帽子、貼的標簽，像“文化大革命”時批“右派”一樣，給你戴一頂帽子。
其實，叫什麼都無所謂，需要的是關注重要問題。我更希望，不管相信不相信，請先來看看我這本書，看能不能說服你們。先把立場放一邊，就看結果。
訪談人：是否因為標簽總是很容易和政治正確有關係？
張維迎：是的。因為一扣上這個帽子，很多討論就沒法進行了。一般人都追求政治正確，誰都不願冒險。在某種政治氣氛下，人總在偽裝自己的偏好，他就不敢說真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