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人：你說的這點仍是精英階層自身的動力和能力的問題。你是如何看待整個社會的壓力機製對改革的影響的？
張維迎：改革本身是需要危機感的。20世紀80年代我們是有危機感的，出國以後，我們發現我們原來這麼落後。那個時候流行毛澤東多年前講的話，“落後就要挨打”，很樸素，可見危機感是貫穿到每一個人，包括學生身上的。所以那時改革就是話語權，相信改革，相信發展是硬道理。當改革取得一些成果之後，這個危機感就沒了，我們現在的物質生活發展很快，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生活的人出國以後會發現，他們也就那麼回事，沒比我們好到哪裏。大家沒有了危機感，更多地開始追求內部的平衡。大家更關心的是利益分配的問題，但是利益分配肯定有不均的狀況，加上市場本身發展也會造成不平均，每個人都覺得別人拿多了，自己拿少了。
改革需要有危機感。危機一般是由少數人看出來的，但是在中國的20世紀80年代，多數人都看得到危機，所以改革的動力就特別大。現在呢，是隻有極少數能看得見危機，大部分人看不到。很少有人看得到，看到也不說，或者看到了又沒有底氣來做。
訪談人：你怎麼看“民怨”呢？從媒體報道來看，中國底層的民怨是非常大的，這會變成什麼樣的一種動力？
張維迎：這個社會我覺得是有一些問題的，民怨可能會往兩個方麵走，它可以變成改革的動力，也可以變成改革的阻力，看你怎麼引導。另外一點，人滿意不滿意，與他的期待值有關。人們都是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期待值，但是如果你再人為地去提高這個期待值，大家就更不滿意了。
訪談人：你跟企業家接觸也挺多的，如果我們從2003、2004年開始算，這幾年來，這個群體最主要的變化是什麼？
張維迎：這個群體也還是跟幾年前有所不同。當然有些企業家還是很有信心，但是好多人我覺得，內心確實存在著不滿。現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充滿著不滿。這和之前不同，之前是有不滿的人，但也有滿意的人。現在給人的感覺是富人不滿，窮人也不滿。
一些企業家的不滿是針對經營環境的。因為自己的公司做得越來越好，必然要考慮經營環境，之前的山西煤礦事件、河北鋼鐵事件，其實是讓企業家們的不安全感大大增加。最後大家都認識到這一點，國家控製的資源太多，你再怎麼努力，再怎麼討好消費者，給消費者賣東西，都不如跟政府搞好關係，結果是像浙江好多企業家都開始往政府方麵靠。
訪談人：在經濟發展史上，偏向市場和偏向政府之間的搖擺是一個常見現象嗎？
張維迎：當然，走什麼道路（指偏向政府和偏向市場）可能都會有問題。但這次我覺得2008年的經濟危機還是扭轉了整個世界的潮流。這次的經濟危機和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很不一樣。1997年東南亞危機之後，整個亞洲更加開放了。韓國和日本政府對經濟幹預太多，政府綁架了經濟，所以危機之後開始切斷經濟跟政府的關係。這次正好是倒過來，大家普遍認為好像這次危機是由於市場失靈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其實很有限。我們認為好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事情，我們認為壞的事情也不一定是壞的事情，就看你怎麼來看。我始終認為改革一定要有一個危機，要有一個比較有遠見的、強有力的領導人。隻有危機，沒有強有力的領導人也很難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