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扭轉了整個世界的潮流。大家普遍認為是市場失靈了，要加大政府幹預。政府控製了太多的資源以後，企業家再怎麼努力，再怎麼給消費者創造價值，都不如跟政府搞好關係。原來我們允許改革過程中犯錯誤，但不能不改革；現在變成了可以不改革，但不能犯錯誤。整個國家的氣質在變化，改革的勢頭在喪失。
訪談人：很想跟你聊聊經濟改革的根本問題，大家努力了30年時間，但是現在（2011年）好像又到了一個基本概念都開始混淆的時刻。
張維迎：對，因為人們對很多經濟問題的判斷都是從自身的利益的角度去判斷的，所以我們這時候才需要科學，需要超脫一點的人從科學的、邏輯的角度去判斷。
訪談人：2004年“郎顧之爭”時，你說過，要重新判定市場和政府的邊界。那是你第一次強烈感覺到有對市場的不同的聲音嗎？
張維迎：我想其實關於改革的聲音一直都有爭議，我們也一直都知道有一個保守的意識形態的聲音存在。但是原來大家包括基層的人民和媒體，更多都是站在改革的這一邊。那次可能是第一次情況倒過來了，好像媒體的聲音更多是站在另外一邊。於是隱隱感覺，好像情況不太一樣了。原來我們講的很多保守的力量，更多是在政治內部，老百姓一般還比較一致，而那次之後大家發現改革的反對者的聲音變成來自基層群體的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訪談人：之前有征兆嗎？比如你作為學者在學院裏有感覺到氣氛變化的趨勢嗎？
張維迎：爭議是有，原來可能是在學術層麵、學者之間或者政府內部。但“郎顧之爭”讓我有時過境遷的感覺。之前，媒體人總是一有機會就開始宣傳改革，包括體製內的媒體；普通百姓對改革的呼籲聲音也不斷出現。大家都還相信，發展就是硬道理。但是那一次，突然之間大眾的聲音發生變化了。這表明我們改革的勢頭和改革的動力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使我想到，有很多改革，如果不是在一個很好的輿論環境下，很難去做；名不正則言不順，即使去做，做的人也沒底氣。江平先生的口述自傳裏說，20世紀80年代他做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時，主管政法大學的司法部領導給他打電話，問他政法大學由黨委負責製轉變成校長負責製，條件是不是成熟。問這些問題，本身就表明當時存在著改革的氛圍。現在來看，整體改革的勢頭正在喪失，整個國家的氛圍在發生變化，而且是非常戲劇性的變化。這種變化，讓改革從上到下就隻是一個口號而已。我們可以嘴上說改革堅定不移，但是沒有行動；包括用人製度，要改革就得有改革的人。這是一整套的問題，思想認識上的問題、組織上的問題。原來大家說我們不能害怕改革犯錯誤，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現在慢慢變成可以不改革，但是不能犯錯誤。
訪談人：你覺得這種變化是如何產生的呢？
張維迎：這裏麵有一些曆史性的因素，也有個人的因素。要改革就要有底氣，這很重要，一個組織裏的領導，底氣不足的話就很難想去改變現狀，更多想的其實是追求內部的平衡。他不是去追求卓越，更多想的是怎麼讓大家誰也不要掀起一些波浪。改革本身就是一種追求卓越的行為。組織裏麵的兩種氣氛，一種是你能做好就去做，如果不行就讓別人幹；另外一種是你不行，但也不讓別人去做。任何組織都是如此，如果領導沒有自信心的話就很少做事。
社會的領導者非常重要。領導者之所以為領導者，是因為他比別人看得更遠。如果你隻是盯著腳底下，那肯定是要摔倒的；但是另一方麵，你比別人看得遠，這需要你更加有勇氣，因為任何東西都是不確定的，而任何不確定本身就與你的行為有關。社會的不確定和自然的不確定不一樣，自然界下雨不下雨與你的判斷沒關係，因為你是被動的；但是社會的不確定性和我們自身的行為有關。如果有人跟隨你，如果所有人都認為你能成功，你一定能成功。為什麼？所有人都認為你會成功，所有人都會支持你，都會幫助你；如果所有人認為你會失敗，你就會失敗，因為所有人都會反對你，你是孤家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