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漪此說令人忍俊不禁。義和團的聯袂團體中，未婚女青年參加的紅燈照很出名;已婚婦女參加的叫黑燈照;最為厲害的是砂鍋照，屬於喪偶婦女團體，據當時傳說，她們施起法術來，洋人就化為一攤膿水。至於如何施法，倒和載漪所說的洋人用婦女穢物有幾分接近。
當時中國民間對於月經帶、大糞、狗血的看法，都是帶有哲學觀點的。倘若中國人真的研究這些東西，也能有所發現。不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對自然科學敬而遠之，寧願從古書上找到心靈慰藉。某省的傳教士用放映機顯示一隻高倍放大的普通寄生蟲。當這個東西像鱷魚般斜著映射在牆上時，座下的某個學生以敬畏的口氣說:看，外國大虱子。
徐光啟，後世的停頓
竺可楨曾經將明代學者徐光啟和科學先驅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Bacon)作了一個比較，他認為前者毫不遜色，甚至在有些地方還超過了培根。《科學譯著先師--徐光啟》的作者王青建對此作了分析，現摘錄如下:
“兩人生活於同時代，徐光啟小培根一歲，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兩人同為科學思想史上的一代開創者，又都向往著新的科學時代的到來;巧合的是兩人都做過高官。……培根是首創近代歸納法的大師，把經驗從一向受人鄙視，受貶抑的卑賤地位上升到一種科學原則……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數學語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啟卻演繹推理鼓吹推廣到一向隻重視經驗歸納傳統的中國，並且特別把重點放在數學語言上，認為這才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兩人都強調科學實驗，但徐光啟本人就是大科學家，親自進行觀察和實驗……徐光啟在實驗科學的具體貢獻是培根所不能比擬的，尤其是他對數學的重視和運用更遠遠超過了培根。……事實上，徐光啟的科學思想和方法論遠遠超過了西方傳教士之上。當時西方‘傳教士的科學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東西’，但徐光啟卻深刻地提出了科學必須其中有理、有義、有法、有數，‘理不明不能立法，義不辨不能著數’，這樣的思想正和近現代科學的思想吻合。”
也許這樣的評價有點兒言過其實，但看看下麵的曆史事實，就很清楚了。
崇禎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啟給崇禎上折《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數學在生產實踐中的作用”，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這比馬克思、恩格斯相類似的觀點早了幾百年。徐光啟列出了十條:
第一，數學是氣象學，天氣預報的基礎。“利用數學可以計算日月星辰的運行，從而推測晴雨水旱”。
第二，數學是機械工程學的基礎。“精於度數者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可製作各種機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數學對測繪學大有裨益。“天下輿地，其南北東西，縱橫相距，紆直廣袤，山海原野，高深廣遠”，有了數學測繪的地圖，“道裏尺寸，悉無謬誤”。
第四，國防。數學可以用於“兵家營陣器械及築治城台池隍等”。
第五，建築設計。“營建屋宇橋梁等，明於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度堅固，千萬年不圮不壞”。
第六，會計理財。數學對“官司計會”頗有用處。
第七，興修水利。用數學“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築治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有比率地配製藥物。使用數學，“因而藥石針砭，不至誤差，大為生民利益”。
第九，樂器製造。“明於度數，即能考正音律，製造器具(樂器)”。
第十，製作計時工具。掌握了數學力學原理，可以“造作鍾漏，以知時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一書介紹，“此‘十事’涉及自然現象的研究、社會現象的研究和工程技術，就當時，無論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學科的分化”。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島》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現實、更宏大的知識體係的劃分。
徐光啟的這一奏折，得到了崇禎的積極響應和支持。崇禎下旨批示，“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並分曹料理”，但在明朝即將亡於清的最後十幾年中，徐光啟的設想根本無法在全國上下全麵實施。也許有人認為，既然明朝對於自然科學的熱愛遠甚清朝，為何崇禎會身死國滅呢?實際上，戰鬥能力和文明更替並無絕對的直接關係，古羅馬帝國被蠻族滅掉，阿拉伯文明被蒙古人毀滅時，戰爭勝利的一方並不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
不僅是數學，《中國通史第九卷中古時代·明時期(下冊)》的第三節《西方化學知識的傳入》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