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蘇軾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藝術家了。當代一位偉人在勸誡一位名士的時候也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宜長放眼量。”其實，世上是本無“放眼”“風物”的名士和發“牢騷”的政治家的；發“牢騷”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風物”才是政治家的氣度。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典】
藝術家皇帝雖然不能治理好國家，但卻很好侍奉，隻要摸準了他的脾氣，比起政治家皇帝來，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國曆史上，這一類的事例極多，宋徽宗時期的童貫，就應當算作是一個典型。童貫在太監中是個很特殊的人物，他雖是太監，但卻沒有一點太監的模樣。據說他身軀高大，聲如洪鍾，而且“其勁如鐵”，不知怎麼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還長出了幾根胡子。有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極容易討到妃子、宮女的歡心，再加上童貫生性豪爽，不惜財物去結納眾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計較小是小非，所以，宮廷內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歡他，他贏得了“良好的人際關係”。
童貫善於察言觀色、拍馬奉迎的本領直到宋徽宗即位後才發揮得得心應手，他瞅準機會，一拍即準，終於在徽宗時期發了跡。他主持樞密院，掌握兵權近二十年，他與宰相蔡京互為表裏，狼狽為奸，權勢之大，其實還在宰相之上。由於蔡京是男人，稱為公相；因為童貫是閹人，所以人們稱他為“媼”（即“母”）相。
宋徽宗趙佶即位之後，覺得天下再也無人能夠“壓抑他的藝術才華”了，就派遣童貫去搜羅天下名畫，以供他觀賞摹畫。當時，書畫藝術最為發達的地區是在東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蘇杭一帶，於是，童貫就來到了杭州。童貫去辦這趟差使，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知道宋徽宗酷愛書畫藝術，隻要能投其所好，肯定會受到寵信。童貫不愧是富有經驗而又深諳人情世態的官場老手，他的分析是極有道理的，藝術家往往不顧其他理性因素，隻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於腦後了。童貫在蘇杭一帶把先朝名畫和時人傑作源源不斷地送到宋徽宗的麵前，徽宗在大飽眼福之後，對這位使者的盡心盡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貫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個奸詐狡猾的投機分子，在宋神宗時，他投機於變法派，後來，司馬光當權，罷除新法，當時知開封府的蔡京又積極響應司馬光，迅速廢除了新法，由此獲得了司馬光的賞識。在紹聖年間，哲宗又恢複新法，新黨上台得勢，蔡京就又積極支持新法。這條行為無一定之軌的政治“變色龍”終於在徽宗剛剛即位時被向太後趕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貫此次來到杭州，便與蔡京交結起來，沒想到竟是一見如故，十分投機，童貫就想借此機會薦舉蔡京。
恰巧，蔡京也精於書法，還通繪畫。在中國的書法史上，北宋有蘇、黃、米、蔡四大書法家，蘇指蘇軾，黃指黃庭堅，米指米芾，蔡就是蔡京，隻是後人因為蔡京是奸臣，不願把書法家這一桂冠套在他的頭上，往往把他換成姓蔡的另一個人。童貫就利用蔡京的這一特長，每次送給徽宗的書畫中都帶有蔡京的作品，並附上吹噓蔡京的奏章。徽宗見了蔡京的書畫，本就喜歡，再加上童貫的吹捧，就決定拜蔡京為相。正巧，朝內新、舊兩黨鬥爭不休，徽宗即借調和兩黨關係之因由，罷免了宰相韓彥忠，於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任蔡京為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