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政治家與藝術家是否可以統一，政治和藝術是否相容？藝術家能否當好政治家？中國幾千年的曆史給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們隻知道對封建皇帝破口大罵，其實，有許多被命運推上皇位的人，卻不願做皇帝，他們寧願做一個藝術家，甚至做一個自由的普通人。
中國的絕大多數皇帝都是因血緣的“天命”關係而被推上皇帝寶座的，就他們個人的稟賦素質來講，卻不一定適合當皇帝。因此，他們就不是經過自然淘汰出來的，質量也就失去了保證。中國的曆史機製就這樣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無數的昏君。
但這樣的機製卻有可能造就藝術家皇帝，藝術家跟天生稟賦有很大的關係。在良好的教育條件下，當不了一個政治家，卻很可能成為一個藝術家，中國的藝術家皇帝真是不少！
例如，魏晉南北朝最後一位皇帝陳後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樂家，他創作的《玉樹後庭花》在當時是極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詩說：“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後人竟至把陳後主的歌曲當作了亡國之音。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個做皇帝的料，而是一個天才的畫家。在他的開創和影響之下，宮廷畫院形成了中國畫史上獨樹一幟的既忠實於細節又強調畫境詩意的風格流派，其名作《聽琴圖》有很深的藝術造詣。在個人生活上，他也富有“藝術家的氣質”，他竟然出外遊逛，尋獵“野趣”，與當時的名妓李師師打得火熱，把三千後宮佳麗一概拋在腦後。
在中國曆史上，這樣的藝術家皇帝很多，如漢成帝、梁元帝、隋煬帝、宋寧宗等均是。
但必須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寫出“東臨碣石，以觀滄海”、“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漢高祖劉邦寫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藝術家的，因為他們寫如此詩篇的出發點不在於藝術，而是為了抒發他們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他們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藝術的真正的藝術家。
藝術家皇帝既把身心投入了藝術，肯定無暇顧及政治，其政治隻會越來越腐敗，藝術家皇帝逐漸蛻變成一個昏君，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其實，這還是淺層的原因，深層的原因在於，政治是一種理性行為，藝術是一種感性表達，一個完全沉浸在感性當中的人，在常人看來，尚且像瘋魔，更不用說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讓一個渾身上下散發著藝術氣息的人坐在朝堂上，一板一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來處理的事，那結果隻能是做壞，不會做好，中國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是由此產生的。
五代時期的南唐李後主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他都算是一個一流的詞人，對詞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寫詞並不能幫他治理好國家，隻能使他的國家一天天地腐敗下去。當北宋的軍隊打入都城的時候，他仍在吟酒賦詩，這些情意纏綿、悱惻傷感的詩隻能感動才子佳人，卻嚇不退百萬大軍，於是，他最終做了俘虜。真是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這位亡國之君，用傷感的筆調寫出了他的亡國經曆，從而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繼往開來的大詞人，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詩詞不僅使國家滅亡，據說連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李煜的江山是繼文祖之業而來的，他工詞、善律、精於書畫，但唯獨對處理政事不感興趣，對日漸強大的北宋政權處處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幾年後滅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離開自己的都城時，李後主有一首詞寫道：“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後來，宋朝的大文學家蘇東坡評論說：國破家亡之後，李後主應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丟掉了祖宗創下的基業，應到宗廟前痛哭，並向百姓謝罪。但是他根本沒有這麼做，而是去聽教坊樂手演奏的《別離歌》，惋惜自己再也沒有機會與宮娥彩女尋歡作樂了。有這樣的國君，南唐不亡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