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一聽，覺得有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隻得將審理囚犯一案放下，把驚堂木一拍，喊道：“帶來！”原來，那殺人犯是靈隱寺的出家和尚了然。這個和尚亦通詩書音韻，平時喜歡附庸風雅，愛結識名流，與蘇軾有一麵之交。當下蘇軾審問道：“了然，為何殺人？”了然此時並不抵賴，誠惶誠恐地答道：“貧憎三年前認得李秀奴，後來便逐漸愛上了她，雙雙發誓，生死相依，永不分離。誰知她愛財不愛人，待貧僧床頭金盡，衣衫襤褸，她便不見我了。貧僧一氣之下便殺了她。”
了然說完了這些話，便將手臂露出讓蘇軾看，但見皮膚上刺了兩行字：“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
這真是十分滑稽的事情，一個和尚竟然如此放蕩，這在當時實在少見。蘇軾十分氣憤地說：“杭州方圓百裏餓殍遍地，你個禿驢，不行佛家道德，念經超度眾生，反而不絕紅塵，貪色殺人，罪不容赦！”隨即提起筆來寫了這樣的一首判詞：
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空持戒。隻因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
毒手傷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蘇軾寫完了判詞，隨即畫上一個大大的“斬”字。不料這和尚竟然哭道：“蘇大人害苦了我！”蘇軾很奇怪地問道：“殺人償命，難道本官冤枉了你不成？”了然說：“倒是沒有冤枉小僧，隻是那判詞有點……”蘇軾笑著說：“判詞怎麼了？”了然說：“大人文名滿天下，你把判詞公布出去，必然轟傳天下，小僧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生了。”
江盈科的《雪濤諧史》中有一則笑話判詞也很妙：
嘉靖間一禦史，蜀人也，有口才。中貴某，欲譏禦史，乃縛一鼠蟲，曰：
“此鼠咬毀餘衣服，請禦史判罪。”禦史判曰：“此鼠若問笞杖流徙太輕，問淩遲絞斬太重，下他腐刑。”中貴（太監）知其譏己。然亦服其判斷之妙。
據《清稗類抄》記載，說丁寶楨撫閩時，某縣有發墓開棺剝取屍身衣飾一案。當時縣裏的幕僚為了減輕對自己的處分，設法於呈文中避去發墓開棺的字樣，其詳文有雲：
勘得某處有厝棺一具，棺材後壁鑿有一孔，圍圓一寸三分，據屍親某某供稱，屍身頭上，失少金簪一支，顯係該賊由孔伸手入內，拔取金簪，得贓逃逸。除懸賞購緝外，理合勘明詳報。
丁氏閱過呈文，於尾批雲：
以圍圓一寸三分之穴孔，竟能伸手入內，天下無此小手。棺後伸手，拔取屍身頭上金簪，天下無此長手。該令太不曉事，應即撤去，候飭伺遴員接署，另行詳勘。
幕吏狡猾，欲蓋彌彰，豈料弄巧成拙，聰明反被聰明誤，實在是自作自受。
【評議】
誠然，上述的實例在今天看來不足效法，因為它們既不符合今天法律的公文程序，也不符合今天破案的要求。但是，我們是否也可以從中看到古代辦案人員的“文化素質”，也許正是由於這種“文化素質”的存在，冰冷的法律條文似乎也變得富有文化氣息，也許正是因為他們在辦案時的“文”辦而非“武”辦的態度，我們“以德治國”的傳統才落到了實處，“法製”才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