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洛陽的文學活動當然不僅僅限於詩歌創作一方麵，其餘多種文體都有作品傳世。比如“賦”，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寫有《盂蘭盆賦》，描繪如意元年（692）武則天在洛陽舉行盂蘭盆會的情景；在洛陽參加進士科考試的舉子，所考雜文便有命題限韻賦。再如“駢文”，張說《龍門西龕蘇合宮等身觀世音菩薩像頌》就是運用的這種駢儷句式，上節已引用零星例句。其餘多種文體的創作，這裏不再詳述。當時，隻有碑文、墓誌等應人之請而作的文字，可以從主家那裏得到一筆數目多得驚人的潤筆（稿酬），其餘充當作者單方麵文學行為的文字，一律無酬。裴度平定淮西藩鎮叛亂之後，得到一筆巨額賞賜，決定用來重修洛陽大福先寺，以超度陣亡者。他本來打算請白居易撰寫福先寺碑文，皇甫湜當時在場，吹噓自己的文章遠勝白居易，請不必舍近求遠，從而爭取到寫作權。碑文撰成，裴度酬以寶車名馬、絹帛器玩若幹。皇甫湜嫌少，大發脾氣，說碑文每個字按五匹絹計酬，一共三千字，應得一萬五千匹絹，不得減少分文。裴度隻好依數付給。白居易為亡友元稹撰寫墓誌，得各類財物約合六七十萬銅錢。他轉手施舍給香山寺，用以修繕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座，連橋廊屋七間，石樓一所，連樓廊屋六間，佛龕大屋十一間，客院堂一所，大小屋七間。
藝術及科學技術
藝術
音樂、舞蹈在唐代統稱為“樂”。用於朝廷祭祀典禮的叫“雅樂”，非常沉悶呆板，往往在太常寺組織的演奏尚未結束時，在場的官僚便厭倦得提不起精神。武則天迎佛舍利於明堂，中宗在龍門山目送神秀靈柩南去，都以雅樂伴奏。用於宴饗盛會的叫“燕樂”，比雅樂豐富活潑，共有十部：燕樂、清商兩部屬於華夏正聲；其餘八部來自外族或混合了外族的成分，有高麗、天竺、龜茲、安國、疏勒、康國、高昌、西涼等。帝王們幸洛時經常舉辦宴會，這些燕樂免不了被演奏。舞蹈分為武舞、文舞兩類。初唐宮廷三大舞，太宗時的武舞《秦王破陣樂》，高宗時改稱為《七德舞》；新增文舞《功成慶善樂》，改稱為《九功舞》，《上元樂》改稱為《上元舞》。這些舞蹈在帝王們幸洛期間當亦在宮廷中演出。此外，高宗曾在洛城門宴請群臣及外族代表，觀看新排練的武舞《一戎大定樂》，象征以武力安定天下。
玄宗在位期間，一片歌舞升平氣象。為了表示普天同慶，與民同樂，他把樂舞從宮廷移向民間。開元二十三年（735），他命周圍三百裏內的州刺史、縣令，親自帶領本地樂舞演員，來東都五鳳樓下表演較量，百姓隨意觀看，連續熱鬧了三天。懷州（治今河南省沁陽市）刺史大肆鋪張，以華美的車隊載送數百名衣著錦繡的樂工和服裝道具，連運箱子的牛都化妝成虎豹犀象的樣子。相比之下，魯山縣（今河南省魯山縣）縣令元德秀則顯得十分寒酸，僅僅帶來了幾名樂工，甩著袖子唱他所作的歌曲。玄宗為他反對奢靡的精神所感，當即解除了懷州刺史的職務，改為散官。
民間的樂舞活動相當普及。白居易那樣的官僚士大夫們，有時在自己的宅院中撫琴放歌，有時觀聽家中所養歌兒舞女們的吹拉彈唱、翩翩起舞，有時則彼此串門，如白居易《雪後早過天津橋偶呈諸客》詩所說那樣：“猶賴洛中饒醉客，時時昵我喚笙歌”。因此，玉笛飛聲《折楊柳》，遊伎行歌《梅花落》，便成了閭閻景象。由於當時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頻繁，絲綢之路上的胡族樂舞在洛陽廣為傳播，時人對此有所披露。王建《涼州行》一詩雲：“洛陽家家學胡樂。”元稹《法曲》一詩雲：“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遊牧族的裝束、氣味）滿鹹洛（鹹京長安和東都洛陽兩京地區）。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竟紛泊。”這些說法企圖以胡族樂舞在政治中心地區的傳播，來揭示胡族出身的將領安祿山發動叛亂所帶來的影響，提醒人們嚴格區分夷夏文化，杜絕以夷變夏現象。這裏所說的胡樂，有上述十部樂中的安國、康國、龜茲、疏勒、高昌、天竺樂等等；還有來自中央亞細亞石國（今吉爾吉斯斯坦塔什幹一帶）的胡騰舞、柘枝舞，以及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一帶）的胡旋舞、潑寒胡戲等等。
潑寒胡戲又名乞寒胡戲，唐代同稱為百戲的雜技一並列為“散樂”，北周末年已傳入中國，武則天末年再度在洛陽流行。其具體做法是：在陰曆十一月份，裸身赤足的表演者成群結隊地出現在街頭，互相潑灑冷水，投擲土塊，以乞求寒冷。神龍元年（705）十一月，官方舉辦這項活動時，中宗曾親臨洛城南門觀看。次年，山西一位縣尉上疏批評中宗這樣做，是拋棄了漢官威儀，效法夷狄習俗，達不到移風易俗、布德施化的積極目的。中宗無動於衷。後來睿宗、玄宗又在長安舉辦，不斷受到批評，終於下令禁絕。
美術門類繁多，奇彩紛呈。龍門石窟的佛教雕像形象生動，刀法純熟，盧舍那、觀音造像可為代表，上文已作介紹。著名畫家吳道子、泥塑家楊惠之，都在洛陽留下作品。大福先寺有吳道子所畫的大型壁畫《地獄變》，病龍最受人稱道。玄元皇帝廟有他所繪製的唐代帝王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等《五聖圖》，被同時代人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推崇為：“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廟中還有楊惠之泥塑神仙像，被唐人康駢《劇談錄》推許為：“奇巧精嚴，見者增敬。”書法作品保存下來的有龍門賓陽南洞前依據唐初書法家褚遂良的墨跡刊刻的《伊闕佛龕之碑》，偃師緱氏山王子晉廟遺址依據武則天的墨跡刊刻的《升仙太子碑》。
科學技術
高宗、武則天駐洛期間，醫學成就最大。弘道元年（683），高宗頭重，目不能視。禦醫秦鳴鶴認為刺頭出血，可以奏效。武則天說：“這人該殺，竟要在天子頭上放血。”高宗製止武則天，讓秦鳴鶴大膽治療。秦鳴鶴於是針刺百會、腦戶兩個穴位。這是頭部兩個重要的穴位，針刺不當，會出問題，不是氣泄，就是喑啞。秦鳴鶴剛剛刺放出一點血，高宗頭疼立即解除，眼也看得清了。武則天舉手加額，慶賀為“天賜”，重賞秦鳴鶴。
長壽二年（693），有人誣告皇嗣李旦（睿宗）陰謀造反，武則天命酷吏來俊臣審訊皇嗣的近侍人員。這些人禁不住嚴刑拷打，紛紛自誣，隻有太常寺工人安金藏大聲對來俊臣說：“皇嗣根本沒有謀反，這是我說的真心話。你要是不相信，我就剖開胸膛，讓你看看我的心。”他立即用佩刀剖開自己的胸腹，心肝脾肺腎一齊流出，滿地都是血，氣息奄奄，倒在地上。武則天聽說後，命抬入宮中，讓醫生把五髒複位，用桑白皮為線，縫住傷口，敷上藥粉。過了一宿，安金藏醒了過來。武則天親自來看望他，向他道歉，皇嗣因而得免。安金藏後來又活了十八年，像正常人一樣奉職、生活。
這時最著名的醫生是張文仲、李虔縱、韋慈藏三人，前二人都是洛陽人。天授元年（690）三月，宰相蘇良嗣在殿庭跪拜謝恩時，跌倒在地，再也起不來，武則天命張文仲、韋慈藏為他治病。張文仲加以診斷，認為無救，不複下藥。張文仲最善於治療風疾，武則天命他會集當時名醫，一同撰著藥方。他上奏道：“風疾有124種，氣疾有80種，病情各不一樣，需要具體對待，辯正治療。庸醫不懂藥理，不知道在不同的季節應該不同對待，往往把病人治死。隻有腳氣、頭風、上氣等病，需要時常服藥，其餘風病不用治療，病情自會減輕。風病患者在春末夏初和秋末，隻要通泄暢快，就不至於病情加重。”他於是撰四季常服及輕重大小諸藥方共十八則獻上。他的著作《隨身備急方》三卷，當時流行於社會。
此外，龍門石窟藥方洞中，刻有唐初140多個藥方。
玄宗時，天文學成就極高，這與嵩山僧一行的造詣和努力密不可分。一行俗名張遂，博覽群書，尤其精通天文、曆法、陰陽五行學說。武則天時期，武三思很佩服他，想同他結交，他躲藏逃避，去嵩山出家為僧，拜北宗著名禪僧普寂為師。睿宗即位後，命東都留守韋安石以禮征聘，一行辭不應命，後來去了湖北當陽山學習梵律。玄宗命一行的族叔禮部郎中張洽奉敕書前往強行征聘，一行才出山從事天文曆法的研究。
開元十一年（723），一行和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在改進唐初李淳風所造渾天黃道銅儀的基礎上，製成黃道遊儀，使它能表示月亮軌道的變化和歲差的變化，用以觀測日月運行，測量二十八宿的距度和去極度。開元十二年（724）十一月，玄宗從長安來到洛陽。次年十月，玄宗帶領百官等人由洛陽出發，東赴泰山封禪。玄宗臨行前，一行、梁令瓚製成水運渾天儀。玄宗把這個儀器安置在宮城廣（景）運門內，讓百官們參觀。這個儀器肯定是在洛陽製造的，因為天竺僧善無畏這次隨玄宗來洛陽，奉詔在大福先寺翻譯《大日經》，一行擔任筆受，並對經文做出注疏，不可能長期離開洛陽，去長安督造儀器，也沒有必要再把儀器運到洛陽來。這個儀器的主體表麵標出星宿位置，注水激輪轉動，晝夜一周，另設二輪，以轉動與儀器主體配套的日月，合成天象運行圖。另置兩個木人，一個每刻自動擊鼓，一個每辰自動擊鍾。這不僅是表示天象的儀器，也是計時的儀器，是世界上最早的機械天文鍾。一行通過觀測，發現太陽在黃道上的視運動速度冬至最快，以後逐漸減慢，春分均平，夏至最慢，其後逐漸加快，直到冬至為止。這一結論糾正了前代太陽全年勻速運行的說法，比較切合天文實際。一行是世界上第一個發現恒星位置移動的人，而在西方國家，直到18世紀初，英國人哈雷才提出恒星自行的觀點，比一行晚了一千年。
就在這次玄宗由長安來洛陽的年份，一行組織一支考察隊，在今河南省境內，對日影長度和北極高度進行實測，得出這樣的結論：每隔唐製三百五十一裏八十步，北極高度相差一度，即子午線一度為351.27裏，合今製123.7（一說129.22，一說166.14）公裏。這是世界上第一次測量地球子午線的長度，雖與近代科學數據111.2公裏相比有一定誤差，但在當時已包含有關地球大小的含義。西方國家最早測量子午線，是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哈裏發阿爾·馬蒙（Al-Mamūn）於公元814年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進行的，比一行晚了90年。
開元十五年（727），一行編定成《大衍曆》，次年由國家頒行天下。《大衍曆》的準確程度超過了前代諸家曆書。其突出成就在於記述了關於中朔（節氣、朔望）、發斂（七十二物候）、日躔（太陽視運動）、月離（月亮運動）、晷漏（星象和晝夜時刻）、交食（日食、月食）和五星（金木水火土五星運行）等的推算方法，成為後世曆法必備的內容。
《大衍曆》剛剛修成，這位傑出的天文學家便積勞成疾，於當年九月病倒在洛陽華嚴寺中。玄宗請東都大德設道場為他祈福。他病情有所好轉，隨玄宗由洛陽返回長安，十月初八，在新豐縣（今西安市臨潼區）途中去世，年僅45歲。玄宗出內庫錢把他安葬在銅人原，賜諡號大慧禪師，並為他撰擬書寫了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