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開始，在中國市場還沒有完全作好心理準備和物質準備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了迅速放緩的趨勢。中央高層領導經過到沿海城市深入調研後，充分意識到當時中國出現的中小企業接連倒閉、農民工打道回府、外企資金撤離、銀行業惜貸、政府稅收明顯滑落等現象，已不是一個暫時的現象，也不是一個像美國處理本國金融危機那樣，僅僅靠降息等寬鬆貨幣政策手段就能夠加以解決的問題。這是受美國引發的金融大海嘯的牽連出現的十分嚴峻的出口和民間投資“雙降”的問題，如果不及時采取比貨幣政策更為有效的辦法，那麼，中國經濟很有可能會出現像鄰國日本那樣的經濟硬著陸問題。而這又會反過來衝擊到和企業與個人貸款緊密相關的中國金融體係的穩定，形成一個實體經濟與金融體係互相拖累的惡性循環格局。
為了挽救中國經濟的活力，提升中國大眾的信心，中國政府毅然決定啟動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並以這場“危機”為契機，將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出現的“發展失衡”的問題提到救市計劃的“籃子”中，即以落後的中西部地區和農村為投資的主戰場，通過大規模的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家電下鄉的農村消費扶持計劃，把沿海城市表現出來的“過剩”的產能釋放到為中西部地區和農村今後推進“城市化”所需要的投資環境的建設中。由於各級政府成了這一次挽救中國經濟的主力軍，銀行找到了政府帶來的這種“安全性”，所以，銀行能夠借助自己掌握的豐富的大眾儲蓄資源，向市場慷慨地投放出在金融危機中更顯得寶貴的流動性資金。這和歐美金融體係直到今天還在拚命“去杠杆化”、大規模收回流動性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正是由於這種政府主導的及時“輸血”行為，才使得中國經濟最快地擺脫了“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才能讓中國依然保持著世界經濟舞台上增長最快的地位，並拿出了2009年經濟增長率為8.7%的好成績。這也讓絕大多數經濟處於負增長的國家再次意識到了中國經濟的強大。
但是，我們也開始逐漸意識到上述這種政府主導的“輸血”行為，如今也帶來了一些值得我們密切關注和急需解決的問題。首先，原來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民間企業“活力”，在如今歐美經濟繼續疲軟、貿易摩擦日益升級的環境下，如何轉向國內，盡快找到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其次，這一過程是繼續靠政府的“政策安排”來完成呢，還是靠市場自身固有的“造血”能力和製度環境的完善來將它“激發”出來呢？再次，政府的大量財政支出是否能夠替代企業自發的投資和個人安心的消費？總之，本書的第一部分回答的是，應該通過怎樣的方式才能讓中國經濟永遠保持向上的活力，這一“結構調整”中最為關鍵的問題。本部分內容涵蓋了筆者對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政府已經在進行的和金融危機後更加深化的結構調整問題的一些認識。
第一篇題為《從“四大環節”再論〈反壟斷法〉實施的緊迫性和艱巨性》的文章，向讀者闡述了如今壟斷勢力及其行為在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培育、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和創新能力的提升等方麵，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所產生的不可忽視的負麵影響。這一問題至關重要，尤其是在這輪政府救市行動之後，我們更要警惕新的壟斷勢力在不知不覺中形成和壯大。若任其發展下去，不在這方麵進行“結構調整”，甚至還可能會危害到中國經濟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活力。
第二篇題為《“長三角先行”意義何在？》的文章，向讀者介紹了中國經濟在經受了金融危機衝擊後，我們更注意到了自己在發展模式上的“軟肋”問題。雖然結構調整的任務在目前中國的發展階段很難全麵快速推進，但是，經過30年改革開放所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長江三角洲（以下簡稱長三角）地區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積累了轉型和升級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條件。如果能先行一步嚐試走出一條以“創新”為動力、以“平衡發展”為基礎、以融入“全球化經濟”改善中國形象的全新發展模式之路，那麼，不僅會為全國樹立良好的榜樣，同時也會為相對落後的地區“騰”出發展的空間。
第三篇題為《靠市場還是靠政府》的文章，向讀者闡明了政府對中小企業扶持的立場：政府要為中小企業創造能真正起到“雪中送炭”作用的扶持機製，而不能僅僅提供無法解決實際問題的那種形式上的“錦上添花”的融資方法。這就需要政府創造條件、充分鼓勵有專業化投資能力的民間資本去扶持融資困難但前景遠大的中小企業的成長。同時，要給予這類做“慈善”事業的民間機構優惠的減稅支持，及時為他們提供創業所需要的各種服務平台，並讓他們能在適當的時候利用成熟的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分享到這類有希望的中小企業所帶來的可觀的財富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