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來，中國經濟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大海嘯的衝擊下，依然能保持改革開放30年所創造的“中國奇跡”的發展勢頭，並在這短短的兩年內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又將是一個“中國創造”的裏程碑式的“世界紀錄”。而且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經濟今天能夠拿出這樣輝煌的成績單——不管它和成熟市場相比還有怎樣多的缺點，它一定存在自己“成功的秘訣”。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點，隻是看到它存在諸多的問題，而拚命地去尋找其他替代當前製度的模式，那麼，很有可能我們找到的是不符合中國“國情”，今後會遇到更多問題的“死胡同”。所以，不總結今天的成功經驗，而“舍近求遠”，甚至“舍本逐末”，最終一定會付出巨大的“成長的代價”。
事實上，和“中國奇跡”一樣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海內外的一些經濟學大家，如吳敬璉、羅斯基和諾頓等教授都很好地總結和歸納了中國經濟轉型和增長的經驗和教訓，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他們都是以“順敘”的邏輯思維方式揭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所在，為我們展現出非常清晰的中國經濟發展的輪廓。而本書則嚐試著以“倒敘”的思維方式，尤其是以當前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依然保持高速增長這一事實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來探索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秘訣”和“軟肋”。比如，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來自哪裏？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是市場經濟活力的充分表現，那麼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強調“結構調整”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這兩年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是政府決策上的偏差所致，還是我們的發展狀況和所處的環境已經出現了結構性的轉變所致？金融創新在創造新一輪“中國奇跡”的過程中將會發生怎樣的作用？中國已經是世界經濟公認的“創造財富”的大國，那麼，為什麼今天我們還要主動去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來倡導“人民幣的國際化”這類“管理財富”的大國戰略？人民幣升值究竟是一種被動的反應，還是我們要采取的一種主動的“謀略”？這樣做的“根據”是我認為目前任何國家所反映出來的各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都顯現出其曆史發展的必然。隻有“順藤摸瓜”才能找到問題的症結。
為此，我在本書的第一部分“經濟活力與結構調整”中指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30年所創下的持續不衰的“高增長”的奇跡，是民間資本利用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所帶來的低成本的價格競爭力所致，也是成功地利用外資企業的品牌和中國產品走出去的開放型戰略所致，而行業壟斷和行政壟斷一直是這一階段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的絆腳石。所以在目前中國社會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客觀情況下，要簡單地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刺激“內需”以應對外部危機所帶來的各種挑戰，並以此替代“外需”所推動的“結構調整”做法，不僅無法治本，而且還讓政府不得不過度地幹預市場，來支撐中國經濟形式上的“增長”，從而最終造成其無法“退市”、“地方債”過多、“重複建設”、“行政壟斷”的不良後果。這反過來也會進一步嚴重影響改革開放所激發出的中國經濟固有的“創造財富”的市場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