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通過500年的奮鬥和努力實現了“大出於天下”的宏願，秦國的曆代決策層也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管理治國、管理企業的案例。統一天下後，秦王嬴政自稱始皇帝，北擊匈奴，南平百越，築長城，修馳道，開創了中國曆史上一個鐵血豪壯的偉大時代。
全書完
後記：由為白起正名想到的
戰國四大名將，白起功業最大，名聲最差。
伊闕大破韓魏聯軍，斬首二十四萬；白起在冬天奇襲魏國河內，開創冬戰先例；水陸奇襲楚國，奪取郢都，設立南郡；60歲時，指揮秦軍在長平之戰中獲得完勝，開創死地圍殲戰法先例。
長平殺降，白起實屬無奈。昭襄王和範雎不肯擔責任；幾十萬張嘴等著吃飯，隨時都有暴動的可能。為國家計，唯有一殺。
長平之戰，是中國軍事史乃至外交史的一次壯舉，隻不過完成這次壯舉的是為後世儒家文史所鄙視的法家秦國。
秦國自然不是無懈可擊，否則也不會二世而亡，但是我們在評價曆史人物時，是不是該公正客觀一點，而非一句“暴秦”一概而論。
白起兵家奇才、赫赫戰神，卻不通政治、不理權謀，配不上“梟雄”二字。至於英雄，那曆來都是送給後世儒家王道所推崇之人，白起恐怕也排不上。
戰國名將，吳國伍子胥、孫武，魏國吳起、龐涓，齊國孫臏，燕國樂毅，無不是先拜師修習，成為兵家名士後，前往心儀的國家“拜將”，希望得到英明君主的賞識——這是戰國良好的雙向選擇人才的氛圍，所謂“百家爭鳴，擇優而適”。而這些“名將”大多在退隱或失勢後著書立說，要把自己的兵家理論與實踐流傳後世。
然而真正的戰國四大名將——廉頗、白起、王翦、李牧，則都沒有經過係統的兵家學習，是純粹的“行伍出身”，從小兵開始，在殺戮與拚殺中憑借戰功名留後世。
秦趙兩國是戰國中最血性好戰兩個國家，尤其是秦國，由於徹底執行法家軍功製度，所以全部大將都是在戰爭中誕生，即便是世家子弟，沒有功勞，仍是老兵一個。在這種的環境下，才誕生了白起之類“兵癡”。
數十年後的項羽，同樣坑殺30萬秦軍降卒，為什麼人們把白起當作殺人魔，而對項羽抱以同情呢？難道僅僅因為他比白起癡情？
《史記?項羽本紀》記載了項羽的六次大屠殺。此外，項羽還殺了秦王子嬰和所有嬴氏皇族、大肆盜掘秦始皇陵，弑殺楚懷王，恢複了大煮活人的烹殺。
麵對項羽的種種暴行，楚懷王這才感慨道：“項羽為人，剽悍猾賊！項羽嚐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之處，無不殘滅！”
剽者，強盜；悍者，殘暴；猾者，狡詐；賊者，逆賊。四個字便生動地勾出了項羽的強盜本色。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凶惡殘暴的“剽悍猾賊”，竟然成了眾多文藝作品和民間藝人口中的英雄，簡直是本末倒置，匪夷所思。
項羽的暴行和對戰國先秦文明的破壞，直接導致了西漢初年“人相食，死者過半”人間慘景，西漢政權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才讓國力有所恢複。
在六國複辟勢力和法家的天然對手——儒家的刻意醜化下，秦國始終被後世各朝所鄙棄，秦國的名將良臣也多被認為是殺人魔和酷吏，這其實是儒家千百年醜化的結果。
我寫本書，讀史為其一，談管理為其二，最重要的一點，卻是在讀史和談管理之餘，感受秦國在崛起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那種務實、堅韌、大公、勇毅的精神。
這種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在啟蒙與發展階段能夠開荒辟壤，在艱難困苦中逐漸振興、一代代矢誌不渝的表率，也是當代國人最缺少的性格品質。
我們的民族有太多的謙恭與忍讓，我們的曆史有太多的無奈與屈辱，變質的儒學毒害了中國一千多年。
九州靡靡之風，山河熏熏不振——我們需要的是振聾發聵，是醍醐灌頂，是法家的雷霆萬鈞與剛毅果決，是墨家的務實求專的技術精神！
百家爭鳴不會隨著歲月的逝去而湮滅，當歐洲人高呼“文藝複興”時，他們追求的是人類在初生期所具有的衝勁與創造力、勇氣與戰鬥力。
當一個民族徘徊在進與退，左與右的十字路口時，回頭看看先輩浴血開伐的足跡，回頭看看曆史在殘垣斷壁中帶給我們的啟示，才能找到再次振興的原動力。
原生文化，古樸雄渾的霸氣與魄力，孕育在大秦風骨、大秦精神中，激勵我們奮發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