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權力，就是利益。君主把持了最高權力，也得到了最大利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得到部分利益的臣下，若想擴張自己的利益，便要擴張自己的權力，而要擴張權力，便要取得君主的信任。因此，在君主官僚體製下，臣下爭相取寵，乃是常態。而臣下相互勾結，形成不同的官僚派別也就勢所必然了。
能幹的君主，善於駕馭，利用臣下的爭奪，保持力量的均衡，使爭鬥的雙方或多方，都不敢不仰賴君主，政權便顯得穩定；一旦君權弱化，便不免因過於依賴某一方而使其坐大。其中，外戚與內侍，作為君主親近的依靠，最有機會。
隨著君主的弱化，君權的弱化無可避免。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第二代、第三代君主，隨著其統治能力逐漸弱化，大權旁落事出必然。權臣掌握朝柄，“挾天子以令諸侯”，雖然保持著王朝表麵的延續，但權力中心的轉移已在所難免。
十三
朝臣隻有依靠無上的君權，才能分掌更大的權力。地方官吏則隻有依靠朝中的權臣才能得到升遷，以獲得更大的權力，攫取更大的利益。朝臣與地方官吏的勾結，是不同權勢集團擴張實力的需要，也是官吏們擴大自身利益的需要。高度集權的君主官僚體製，在其發展過程中，這種權力爭奪、利益爭奪，不但不會停止，且會愈演愈烈。上下交爭權，“上下交征利”，於是腐敗遍於國中，民眾艱於生存。
到了這一步，上麵的君主無力控製局麵，而貪婪的群臣則隻顧攫取自身的利益，誰也不會對這“天下”負責。於是，改朝換代的時刻就會到來。這改朝換代，不是某權力集團得逞，便是又一次官逼民反，最終君權易主，天下改“姓”。這似乎就是中國兩千年政治難以走出的怪圈。
十四
孔子設計的政治製度，是想靠人的品德來維係，而品德的養成又寄望於教化。他要求“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但這樣的完人或許隻存在於理想之中。現實是，人性對欲望的追求，幾乎是無止境的。而攫取權力正是達到欲望最便捷的手段。
於是，在中國這樣的政治製度下，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政權易手，治亂交替，也就難以避免了。沒有一個永久的政權，沒有一個永固的王朝。但是也沒有一個能夠跳出怪圈的主張。
十五
一直到西風東漸，國門洞開，中國人才發現除了這種君主官僚體製，世界上還有別樣的政治製度。20世紀80年代，湖南鍾叔河君編輯出版了一套《走向世界叢書》，記錄了清代走出國門放眼看世界的那批人對另一種社會政治製度的觀感。從晚清起，改變祖宗成法，改良、革新政治製度的提倡，成了一時潮流。
但是，傳統的勢力十分強大，這種傳統勢力的背後是利益的維係。權勢者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決不允許改變祖宗之成法。他們寧肯抱住那個製度死，也不願放棄那個製度生。於是，改良、維新失敗，革命應時而生。
隻是，清王朝的覆滅，並不意味著新製度的勝利。新的統治集團——張勳的“辮子軍”，擁兵自重、獨霸一方的軍閥等，有如魯迅所言，不過是在搶奪那把舊椅子。等到坐上了那把椅子，國號可以變，機構名稱可以變，但那套權力體係、政治製度卻不曾變，原因就在於獲得權力者還是要依靠這一套君主官僚“體製”獲取自身的最大利益。沒有新的政治製度的設計，中國很難走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所以，革命之後又有革命。
孔子之成為“聖之時者”，就在於從他開始設計的君主官僚政治製度，始終為權勢者所鍾愛。而權勢者，不論他叫皇帝，還是總統，隻要他仍舊隻是權勢者利益的代表，就不會想要改變這得心應手的製度。
《同舟共進》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