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的朋友勸我：“雅文，中國是官本位的國家，沒有職務，即使你出十本書也不行！”
我知道朋友說得有道理，沒有權力就得受他人的製約。就像有人曾對餘秋雨先生說：“失去權力就等於失去安全。”
可我一心就想寫東西，對仕途不感興趣。我覺得任何職務都代替不了我坐在小桌前寫東西時的那份快感。不過，有這樣一位宣傳部長如此賞識我，我還是十分感激。
不久，從京劇團上來一名年輕幹部王文祿先生接任了文化局局長，李部長跟他一說，他立刻同意了。
可是，當我動身去南方采訪那天，心情卻變得異常沉重。
前一天，兒子在學校玩耍時不慎摔壞了胳膊，拍X光片子醫生診斷是骨裂。麵對這種情況我感到進退兩難。
賀玉卻一再勸我：“走吧，好不容易請下假來，車票都買好了，還是動身去吧，別猶豫了。家裏有我呢。”
1984年12月1日，我揣著從朋友那借來的一千三百元錢，懷著對兒子的歉疚，獨自一人，憂心忡忡地上路了。
從黑龍江出發，跑到沈陽、大連、北京、西安、重慶、武漢、廣州、上海、公主嶺、雙遼等許多城鎮，采訪了葉賴士、葉君健、戈寶權、陳原、許善述、李益三、先錫嘉、黃興的兒子黃乃等許多世界語者及著名學者，采訪了高崇民的子女及劉仁的子女、親屬等幾十人。
但是，采訪四十年前的人和事，猶如大海撈針。
有時跑了一天，隻得到隻言片語，甚至聽到一句“這人不在了”。到公主嶺去找劉仁的哥哥，卻聽說他搬到通遼了，隻好連夜乘車趕往通遼。列車到達偏僻、落後的通遼小鎮，天奇冷，小站上隻停著兩輛落滿雪花的毛驢車……
一路上，住過不少被子髒得像抹布一樣的小店。買不到車票，經常一張站台票上車，一站就是半宿。從重慶到武漢半夜十一點下船，到處找不到住處，大雨把棉大衣都澆透了。在西安，夜裏睡得正熟，忽然覺得枕頭底下有動靜，急忙睜開眼睛，隻見一個黑影站在床前，我急忙大吼一聲：“你要幹什麼？”那家夥轉身就跑……
但無論多苦多難，我心裏都是歡暢的，因為有一個強大的目標在支撐著我……
一路上，我一直掛念著孩子，每到一個地方，就給賀玉發去一封信，問問孩子的情況，可我卻始終收不到他的回信。於是，到西安以後，我讓賀玉往重慶市委宣傳部給我發去一封留存信。1985年元旦，我來到重慶，一連幾天去市委宣傳部查找我的信，卻始終沒到。
1月4日，我已定好十點四十分去武漢的船票。早晨八點鍾，我最後一次來到重慶市委宣傳部收發室，仍然沒有我的信。但我相信賀玉肯定會給我來信，就問收發室老人，送信的郵局在哪，老人說在兩路口。於是，我急忙跑到兩路口郵局，找到負責市委信件的郵遞員……
郵遞員說：“這麼多的信件，你啥個時候能找到嘛？”說著，把一麻袋信件往地上一倒……
噢，真是天助我也！一眼發現第四封就是我的！我抓起信就往汽車站跑，兩路口到朝天門碼頭還有四十分鍾的汽車路呢。
當我滿頭大汗狼狽不堪地趕到朝天門碼頭時，客輪已經響起了汽笛聲……
賀玉在信中告訴我，兒子的胳膊好多了，讓我不要掛牽。
站在甲板上，迎著江風，望著成群的江鷗追逐著翻滾著浪花的客輪，心裏感到多少天來從未有過的暢快，一股濃烈的思鄉之情油然而生，久久揮之不去。家，永遠像風箏引線一樣，時時牽著我，無論我走到哪裏，都能聽到親人的呼喚……
在廣州，看到滿街都堆著香蕉，一堆一堆，像小山似的，才三角錢一斤。我想到我的孩子從沒吃過香蕉，我也沒吃過。那時候北方很難見到南方水果，再說見到了也買不起。兩個孩子隻在1980年冬天，放開肚子吃過一次橘子。那是我從成都給他們背回來的三十斤橘子，看到一家老小的嘴角淌著黃澄澄的橘汁，吃得特別開心，我心裏感到非常高興。
這次，我一下子買了十斤香蕉，準備帶回家去。
我拎著十斤香蕉，又跑到上海、南京、濟南、公主嶺、通遼等好多地方，在上海遇到遼寧作家劉元舉，舍不得給他吃，從此成了他恥笑我的把柄，說我小氣。可是，當我風塵仆仆地趕回家裏，十斤香蕉隻剩下三隻可憐巴巴的“黑豆角”了。
兒子問我：“媽，我看人家賣的香蕉都是黃的，你這咋是黑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