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日本還不是全球鋼琴產業鏈的最上端，他們留在國內的所謂高端產品，隻不過是由歐美轉移過來的中檔貨色。而鋼琴中的“奢侈品”，比如幾十萬元級以上的斯坦威鋼琴（STEINWAY &SONS），則隻在美國或德國生產，絕不委外加工。
實際上，斯坦威作為一個老牌的樂器廠商，最早也是各種樂器都做，什麼檔次都有。但20世紀60年代，伴隨著美國勞工成本的提高和日本的經濟起飛，斯坦威就不再生產2000美元以下的低檔鋼琴和其他樂器，轉為專做中高檔鋼琴，低檔琴的生產就轉移到了日本。
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已經加入了發達國家行列，勞工成本也快速地升高，他們也不想幹低檔活兒了。而像斯坦威這樣的傳統名牌已經開始向專做高檔產品轉化，於是，中檔產品又被轉移到了日本。此時“四小龍”四小龍：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的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騰飛。所謂“東亞”模式引起全世界關注，它們也因此被稱為“亞洲四小龍”。開始崛起，韓國、中國台灣等承接了低檔鋼琴生意，日本則改做中檔品。到80年代，印尼、泰國等“四小虎”四小虎：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四國，它們的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像亞洲四小龍一樣突飛猛進，因而被稱為“亞洲四小虎”。的起飛，再度拉長了“鋼琴鏈條”，這時，日本已經開始生產高檔鋼琴，歐美國家則把重點放在了最頂級的專業琴上。如今，這根鏈條的末端又落在了中國，可能有人還不知道，除紡織品之外，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樂器出口國，當然隻是量大而已。
從這根“鋼琴鏈條”，可以清晰地看到東亞經濟的發展模式，那就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經濟學家赤鬆要提出的理論——“雁行模式”。當時的日本還是個以紡織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貧窮國家，類似於我們改革開放的初期。但赤鬆要卻大膽預言，這種依靠廉價勞力大量製造廉價產品的發展方式終將會離開日本，向東亞的其他國家傳遞，並會一直延續下去，就像大雁的飛行隊形，形成梯次發展模式，而日本則永遠是東亞經濟的“領頭雁”。幾十年來，東亞經濟的發展，在在證明了這一點。就連現在風行各地的電視購物，也沒脫離這個模式，從日本傳遞到韓國，又從韓國傳到中國台灣，現在被台灣商人帶到了大陸。
盡管赤鬆要對於日本永遠都是“領頭雁”的判斷，現在看來恐有落空之嫌。但他真正的厲害之處，在於這個模型的確概況了東亞地區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曆程。你完全可以用他的“雁行”理論，來推估東亞各國未來的經濟走勢，小到單一產品，大到某項產業，甚至地區股市，起碼大方向能斷個八九不離十。如果從20世紀60年代到現在，以十年為一個單位，依次截取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香港和大陸的股市曲線，你會發現它們的形狀幾乎是重疊的，這就是“雁行模式”在股市上的表現，而這種現象在世界其他地區是看不到的。據此你或許就能知道未來中國股市最終能否衝上萬點，無論中間振蕩多大，你大概都不會改變看法。
那些漂洋過海、出關進關的鋼琴，正在彈奏著未來的發展旋律，70年前的赤鬆要已經聽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