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下午，被中共釋放等待回台的前國民黨軍統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周養浩先生，在接受本刊記者訪問時，談到了他在1949年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參與殺害楊虎城將軍的經過。這一段驚心動魄的往事，由當年參與行動的今天被中共特赦的周養浩先生道來，不但可作為曆史的見證，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因為楊虎城將軍是由於當年發動“西安事變”、促成國共合作抗日而被蔣介石囚禁和殺害的。而今天，國共鬥爭未息，周養浩先生也因此不能順利同台灣和他的家人相聚。憶往談今，周養浩先生談起“西安事變”，談起楊將軍之死，難免感慨係之。
訪問是在帝國酒店周養浩先生的住房中進行的。年屆古稀的周養浩先生（到今年10月，他正好70歲），身材修長，頭發花白。由於近年來患有慢性支氣管炎，在談話時有點氣喘。然而，他還是熱心地跟記者談了好幾個鍾頭，所談的又是一件對他來說是不愉快的往事。周養浩先生這種敢於正視曆史事實、敢於評價自己過去的精神，的確使人感佩。
周養浩先生是浙江江山縣人，同國民黨的特務首領戴笠、毛人鳳屬同鄉。也是由於戴笠的介紹，周養浩1932年在上海法學院法律係畢業後，於1933年加入了國民黨早年的特務組織——複興社特務處。當時監督周養浩宣誓加入這特務組織的，就是現在還在台灣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唐縱。從那時起，到1949年被俘，周養浩為國民黨幹了16年的特務工作。特別是在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大潰敗，蔣介石在這一年的5月逃到台灣以後，又多次飛抵重慶，住在離機場很近的地方，親自主持在重慶、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區的大破壞和大屠殺。周養浩也就在這時候“臨危受命”，擔任了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等職，執行蔣介石和他手下的特務首領毛人鳳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謀害楊虎城的案件。
西安事變時，周養浩正任職於西安公安局
周養浩先生回憶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他當時也正好在西安，擔任陝西省會公安局第三科科長。他承認，當時他對張學良、楊虎城拘捕蔣介石實行兵諫的行動，既不同情也不理解，因為在當時他的思想觀念裏麵，下級對於上級應該唯命是從，至多隻能苦諫，“犯上作亂”是不對的。至於抗日戰爭、民族命運以至朋友的感情，在他當時看來，同上下級關係來比是較次要的。這種觀念一直支配了他十多年。1949年他在西南特區執行蔣介石、毛人鳳的命令時，毛人鳳對他說這是“臨危受命”，他的回答也仍然是“唯命是從”。當年為國民黨如此效忠的一個人，今天被摒諸台灣門外，他的心境是可以想見的。
周養浩先生為記者簡述了楊虎城將軍在“西安事變”之後的經曆。
“西安事變”翌年，楊虎城被迫出國考察，到過歐美各地，遊蹤所至，必對當地華僑和進步的留學生宣傳抗日。後來國內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楊虎城非常焦急，希望能早日回國投入抗戰。他先後幾次打電報向蔣介石請示，但是蔣氏始終沒有答複，後來據說還是宋子文複電給他，同意他回來。當時張學良已經被蔣介石公開軟禁，所以也有些好心的朋友勸楊虎城還是暫時不要回國為宜，但楊虎城認為外侮當前，豈可逍遙國外，終於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從馬賽啟程回國。
1937年11月，楊虎城偕同夫人謝葆真、幼子拯中一行抵達香港。上岸之後，旋即被軍統特務暗中監視。接著，蔣介石也從南昌來了電話，要他到南昌相見，並說已吩咐戴笠歡迎他。在香港住了幾天之後，楊虎城一家便搭飛機往長沙，後來在武昌見到了戴笠。
楊虎城回國抗戰，被蔣介石囚禁
戴笠把他帶回南昌軟禁在自己的辦公處，所謂蔣介石要在南昌接見他，完全是一種騙人的圈套。當時，楊夫人謝葆真偕同幼子拯中已去西安，後來聽到這個消息，趕忙折返南昌，自此之後，就一直陪在楊將軍身邊，過著被囚禁的生活。
1938年春，南京淪陷，蔣介石親自命令戴笠，把楊虎城轉押往後方較為偏僻的地方，以便於看管。於是，楊將軍就先後被轉押到長沙、益陽等地，但始終都是由軍統的特務來看管。直到這一年的冬天，武漢撤退時，他又被解往貴州。
息烽時期與楊虎城有過多年交誼
在貴州，楊虎城最初被監禁的地方是息烽陽朗壩的看守所。這地方後來成為軍統的一個重要監獄，也就是息烽監獄，可容納三四百人。1939年，戴笠到息烽視察，認為楊虎城被監禁的地方不夠安全，離公路太近，於是在息烽縣城東12華裏的一個極為偏僻的山頂上，找到一個名叫“玄天洞”的山洞。這個山洞隻有一個出入口，易於警戒，於是戴笠就把洞中的一個道士趕跑，把楊虎城全家轉押在這個山洞裏。玄天洞終年不見天日，洞裏異常潮濕。在這惡劣的環境中，再加上精神方麵所受的重重折磨，楊虎城的身體一天天衰弱，常常鬧病。後來不得已自己還出錢在警戒圈子裏蓋了一個簡陋房子。1941年，楊夫人生下了一個女兒，孩子的出世，更為他們帶來無限的憂傷。就在這一年的春天，周養浩來到了息烽，直到1946年，他擔任息烽監獄長兼軍統息烽辦事處主任。由於職權所在，他需要經常和楊虎城見麵，後來見麵的次數越多，彼此之間也就熟絡起來。周養浩常到楊的住處，陪他喝酒打麻將消磨日子。後來，楊虎城曾對他的一個朋友說，他對軍統的特務非常厭惡，但是周養浩卻是一個好心腸的人。周養浩先生談到這裏，一再重複楊虎城的這番話，他臉上的神情則流露出內心的負疚。過了一會，但終於說出了心裏話：“後來，我把他騙到重慶，這是很不應該的。”
1945年，楊虎城在獄中聽到抗戰勝利的消息，非常高興，除了為抗戰勝利而高興之外，他還以為自己很快就可以得到自由。當時，周養浩也是這麼想。但是，事實很快就把他們的幻想粉碎。1946年，軍統把息烽集中營結束，釋放了一些人，但卻把楊虎城一家押到重慶，加以更嚴密的看管。
1946年春天，在重慶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羅世文、車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據說蔣介石表麵上是同意了，但暗地裏，卻加緊想辦法對付這些政治犯，其中一些比較重要的政治犯都被化名秘密轉解到一些易於警戒的監獄裏。楊虎城將軍這時也被移到重慶特區的另一個秘密處所——楊家山。在這段日子裏，楊夫人由於長期受到精神折磨，不幸染上了神經病，1947年在獄中逝世。楊虎城悲痛萬分，他日夜以楊夫人的骨灰箱子為伴，連睡覺的時候也要放在枕邊。當時知道這種情形的人無不受到感動。
息烽集中營於1946年7月結束後，周養浩先被調到貴陽，1948年再被調重慶，負責前中美合作所地區內包括白公館、渣滓洞等特務監獄的監督工作，1948年11月還兼任保密局西南特區的副區長，區長是徐遠舉。西南特區在當時的權力是很大的，因為毛人鳳的國防部保密局已移到台灣，而華東一帶也紛告易手，所以西南特區就等於是保密局在大陸的唯一分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