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春天的一個清晨，窗外陽光明媚，丁香婆娑。我伏在書桌上寫下《新西遊記》的第一行字。時光流逝，轉瞬八載過去。唐三藏終於到達他心中的靈山。我呢？
書稿寫出後，有記者問我，是什麼觸發了我“突發奇想”，要重寫古典名著《西遊記》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麵的。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喜歡這部小說。上小學時就讀過少年版的《西遊記》，看得廢寢忘食。成年後重讀，感覺便不同了。我當然還是非常喜歡她；以至於愈喜歡，愈不能容忍她的缺點。小說一方麵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殘酷，卻又幻想“樂土明君”；歌頌孫大聖的反叛精神，又讓他“知悔皈依”
《西遊記》思想性方麵的“問題”，或可歸之於原著者的“時代局限性”。
今人似不應苛求。但作品的最大不足還是在形象塑造上。在這方麵，《西遊記》與略先問世的《水滸傳》相比，不能不說是相形見絀。華師大古典文學教研室郭豫適、簡茂森教授指出：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但取經四眾中，唐僧和沙和尚這兩個藝術形象的塑造就比較差。
唐僧的精神麵貌和性格內容顯得比較貧弱沙和尚形象就顯得更為蒼白模糊、缺乏鮮明的個性看來，編述神奇生動的故事，吳承恩是很擅長的。但比起施耐庵、曹雪芹在同一部小說裏塑造出成群的使人讀了不能忘記的鮮明的藝術形象來，《西遊記》在這方麵就遜色了。《西遊記》還有一些明顯謬誤或敗筆，如書中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簡稱為《多心經》，並派生出“多心和尚”的故事；如石猴拜師學藝、師父須菩提麵目的不釋不道；再如唐僧與八戒喝子母河水懷孕、師兄弟之間無聊地插科打諢等等。
談一部古典名著的不足，並不是要否定她。而是為了豐富、完善她。吳承恩是在繼承《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西遊記平話》、《西遊記》雜劇等豐富的民間文學基礎上，創作出《西遊記》的。真善美戰勝假醜惡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曆經艱難方取得真經，也是中國人的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講，重寫不是“拋棄”，而是哲學上所謂的“揚棄”。這種雋永的題材是不應受時空限製的。中國文化是一條長川，莽莽蒼蒼從久遠流來，她不拒涓流，方成江河。
《西遊記》的最大特點是浪漫色彩濃鬱。《新西遊記》在保持神話色彩的基礎上，更側重於寫實，使諸佛菩薩、神魔鬼怪皆有“人性”。這也是《新西遊記》的定位。
將神寫作凡人，希臘神話恐怕要算是最好的例證：萬神之王宙斯是個婚外戀專家；眾神也“有父母，有子女，有家譜有一個和我們差不多的身索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西遊記·前言》。
據《中國文學史》第四卷，最晚自南宋起，便有了《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開始把各種神話與取經故事“串聯”。並出現了猴行者的形象。在元代，取經故事已經定型，有了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師徒四人的取經隊伍。據（永樂大典》與朝鮮《樸通事諺解》提供的資料證明，元末明初曾有一本類似平話的《西遊記》，“完全可以肯定，在吳承恩著《西遊記》之前，取經故事的主要內容已基本具備”，”重要情節甲已定型，力吳承恩後來的創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當的基礎”。
體，有痛苦，會受傷”。最著名的公案發生在珀琉斯的婚宴上，三位女神為爭題有“屬於最美者”的金蘋果，紛紛“賄賂”裁判特洛伊王子，最終導致了十年的特洛伊戰爭。神人的七情六欲、生生死死，成就了不朽的《荷馬史詩》。
中國的神靈呢？——他們高坐廟堂，不苟言笑。人們對其敬而遠之。國人不像希臘人那樣明確，”知道神是自己造出來的，他以自己編的神話為遊戲”。國人自己造了神，又反過來讓神成為自己的精神枷鎖。曆代封建統治者也利用這一點，自稱“真龍天子”，讓天下百姓服服帖帖、心悅誠服地接受壓迫剝削。吳承恩應該是中國第一個正式將神“人化”的勇敢的作家。《西遊記》的批判矛頭直指道家的最高教主，描寫了玉帝、老君等神的昏庸、殘忍（誠如《中國文學史》所言，這是作者所處的封建社會統治者的真實寫照）；該作的基調雖是“貶道揚佛”，但對佛教仍不乏諷喻筆墨，如借孫行者之口稱如來是妖怪的“外甥”；又寫阿儺、伽葉因索不到“人事”，便給唐僧假經，如來得知，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袒護索賄弟子，還講了向時自己“賤賣經文”的故事。替人念經一遍，米粒黃金即得數鬥，如來還嫌“忒賤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