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政委說：“你跟彭總那麼久，總得有個揭發他的發言呀！然後進行一次自我批判。要表示沉痛，要從思想感情上和彭一刀兩斷。”
他沉默不語，似乎在挖空心思地想。
“你好生想，前前後後想想幾十年的事。你在會上，隻要講兩三件事也好。你連一件事也不講，我都沒法再替你‘說話’了……”鄭政委這時點燃一支香煙，默默不語，是在耐心地等待。
過了也許是十分鍾，也許是二十分鍾，一個老戰友等待另一個老戰友的覺悟。
“在長征過達陝北，也許是在吳起鎮前後吧，”他說得很遲疑，語氣緩慢又捉摸不定。“這時，是我給彭總當警衛員的第二年，他動員我下連隊當戰士。他說，你不能老跟我當警衛員。應該下連隊鍛煉。咱們的連隊是汪洋大海，是魚是龍，到大海裏遊遊。你願意下連隊嗎？”
我說：“我願意，我服從組織分配。”
“那好。”彭總說“你明天就到連隊去，好好幹。”彭總停了一刻又問我“你想不想當將軍、當元帥？”
我覺得他的所問是沒邊沒沿著的事，便說：“不想。”
“為什麼不想？應該想。你不想當將軍，當元帥，也就當不好戰士，明白嗎？”
我說：“不明白。”
彭總說：“你現在不明白，不要緊。以後你就明白了。”
我說：“我一定當好戰士。”
鄭政委聽了，恍然說：“好呀。這算一件事。”
鄭政委細細思量了一下，接著說：“你想想，再講一件事。”
他又想了一刻，說：“去年秋天，彭總到1348部隊視察。我正好在那裏蹲點，搞比武。當時全國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正搞得轟轟烈烈。你知道這幾年，我們形成一種習慣，就是愛‘刮風’。這股大煉鋼鐵之風一刮，該師有一個連隊，組織戰士從三十公裏外，背來幾頓礦石。搞了一座小高爐。煉了一些鐵。該連向團和師司令部報喜。團裏和師裏意見不一致。有人認為，這是部隊的新生事物，全國人民都搞‘鋼鐵元帥升帳’，我們部隊也不能例外。當時我也吃不準，這是該支持的新生事物呢？還是該製止的偏差呢？正在這時，彭總來部隊視察。我向他請示。他一聽就火了：“你們搞什麼什麼名堂！純粹的形式主義。現在幹什麼都搞‘一窩蜂’‘大呼嚨’。靠這種作風又吹出來的什麼公共食堂等等，長不了！全民大辦這個，大辦那個，什麼都‘全民’，‘全民’什麼也就幹不了。這是一個最簡單的辯證法！一個連隊一百多人，花幾天時間背那麼點礦石，算成本了嗎？現在對於部隊是練兵，而不是煉鐵！天天講實事求是，天天違反實事求是。此風不改，怎麼得了呀！----我那次受批評，就是因為沒有及時製止連隊大煉鋼鐵！”
鄭政委說：“好了，明天發言，你就揭發這兩件事。”
“這兩件事，算是什麼‘反黨’問題？”張敬懷疑惑著。
“算什麼問題，你不必想了。你講事實就行。”
鄭政委又想了一刻囑咐他：“以後再在會上講話，可不能再稱‘彭總’了呀！”
“習慣了，不稱‘彭總’，叫什麼？反正我不能叫‘野心家’之類……”
“叫，叫……‘老彭’吧。”鄭政委替他想好了主意。
第二天，接著開會的時候，鄭政委說：“現在由張敬懷同誌發言。”
這位一心想挽救老戰友的政委，想得很細，如果說讓他‘揭發’二字，怕他再往回退，故意用了“發言”一詞。同時，現在由他主持會議，用了“發言”和“同誌”兩詞，表明了他的態度。
於是，張敬懷站起來，有人要他上主席台，他說：“我就在這裏講吧。”
接著把昨天他向鄭政委說的兩件事講了。一麵講，一麵想，我這是在幹什麼？我還是我嗎？
他剛剛把兩件事情說完，就號啕大哭，一下跌倒在地，昏過去了。過了一刻，蘇醒過來，身邊一個同誌把他攙扶在椅子上。
會議繼續進行著。
有一位師政委說：“我發言！”接著就剛才張敬懷講的兩個事例“上綱”道：“剛才張敬懷講，他在下連隊當兵的時候，彭德懷要他想當將軍、當元帥，這句話就說明了彭德懷野心家的本質。彭德懷下連隊，講‘大煉鋼鐵’是什麼‘形式主義’，這是明目張膽地反對總路線、大躍進，大辦鋼鐵。彭德懷講，大辦鋼鐵‘得不償失論’，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從他這次談話中，不就可以找到根據嗎？”
接著與會人員紛紛發言，就這兩個例子，“上綱”、“上線”地進行大批判。
張敬懷怎麼也沒有想到：他講這兩件事，經這麼“上綱”後，成為彭總的大罪名。他無論如何，也控製不住自己，覺得一陣嘔心，隨著“哇”地一聲嘔吐，大聲痛哭起來。會議全場為之震動，他又昏了過去。
一個身經百戰的身上留下十幾塊傷疤的英雄，一個指揮過上萬人馬，看見過多少自己戰士血流成河屍體如山，在他的馬蹄下，踏倒過多少瘋狂的敵人，他沒有流過眼淚，可是如今為了自己的幾句話，他痛哭失聲了。不是暗暗地哭，而是在這樣的大會上，麵對著過去尊敬地稱他為“張敬懷”的部下大哭。他不是為自己犯了什麼見不得人的罪過而哭，他是感到因違心，因昧著良心而哭。一個受了黨二十多年黨性教育的將領，難道還有比說假話，說違心話更令他痛苦的事嗎？
鄭政委覺得應該緩和一下，說：“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裏。張敬懷同誌因為過於激動，為了挽救他，暫時休會，我們要‘一看二幫’，允許同誌的轉變，要有個過程呀！……散會！”
鄭政委要警衛員把他背出會場，送回家裏。
等他出了會場之後，政委對大會講了如下一段話：
“同誌們！張敬懷同誌在大家批判幫助下，對自己的錯誤已經有了一些認識，同時，對彭德懷也有了揭發。從他的哭聲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多麼痛心疾首！毛主席不是說過嘛，對犯錯誤的同誌要‘一看二幫’嘛。有的同誌在發言中提出對張敬懷同誌要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我看，現在為時過早。同誌們哪，在階級鬥爭的新形勢下，要轉變思想很不容易呀！是要經過艱苦的思想革命的呀！”
這次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之後，經過反反複複的批判、檢討，軍區黨委討論、向上級請示報告，張敬懷的問題，實際上到了1960年5月，上級才批示下來。也是鄭政委有意挽救他，多次向上級領導和有關部門彙報，口徑如一：都說張敬懷對於自己的錯誤已經有了認識，並且有了揭發彭德懷的實際行動。上級同意對他從寬處理，不定什麼“分子”，也不給任何處分，不降級。但是，對於這樣“中毒”較深的高級幹部，已經不再適合在部隊工作了，決定讓他調轉到地方。在這期間，照樣發給他中央文件，秘書和警衛人員也沒有撤。
沒有定他什麼“分子”，也沒有給他任何處分，級別待遇不變，比起因涉嫌彭德懷問題受株連的許多將領，對他是“從輕發落”了。上級決定把他調轉河山省委任副書記。此時，恰恰河山省正在開省黨代會，在選舉之前，中央下令，增加一名副書記候選人名額。按照一般選舉情況，隻要上了候選人名單，選舉為省委副書記，自然是不會有問題的。
象他這樣的高級幹部，在調動工作時，一般說，是可以帶自己用習慣了的秘書的。可是，根據上級指示的精神，他這次調動，一個“自己的人”也不準帶。
他想，也好，自己一個人不帶，到一個人生地疏的新地方、新單位，免得將來擔什麼“宗派”“山頭”“圈圈”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