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死而不亡，理雖如是，而不畏死者猶不暇論也。縱使死而即亡，彼仁義之士，豈遂畏之哉孔子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若彼人者，豈真惡生樂死，與世人異其性質乎又豈預計夫死而不亡，乃始不惜身命乎仁義所在，死生以之，蹈道自然，順受其正。固無所貪圖，無所計較者也。子路侍側，而子以為不得其死。孔悝之難，又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此豈夫子之能逆料哉亦以子路之精神意氣，死生不渝，故知其必死節耳。子畏於匡，顏淵後而子疑其死。亦豈夫子之故為測度哉觀顏淵之對，以為子在回何敢死。則子若被害，顏淵死之必矣。仁義之士，視死如歸，其寧計及於死而不亡乎故死而不亡者，理之常也。而雖亡猶死者，烈士之心也。彼畏死之人，明知夫義所當死，又知夫死而不亡，而猶以畏死情勝，卒至進退失據，終歸於死。且死而不合於義者，其亦可以興矣。
雖然，吾論是非，遇論利害者，則沮矣。吾談義理，遇談禍福者，則遷矣。吾請不論理而論事，不言古而言今。今夫康、梁，天下之至不畏死者也。無地不可以死，無時不可以死，無人不可以死。而乃搜捕不死，追殺不死，協拿不死，行刺不死，放火不死。今夫逆黨，天下之至畏死者也。畏死而不敢違後旨，畏死而不敢救皇上，且畏死而不敢言維新。而乃死於拳匪，死於西兵，死於矯詔，死於自殺。是何禍福利害之相反也哉!子夏曰：死生有命。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恒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蓋天命所在，我雖畏死，死不因畏而止。我雖不畏死，死不因不畏而至。
張蔭桓之不死於戊戌政變之際，而死於新疆，張蔭桓之不幸也。向使偕六君子而死，則且並六而為七矣。何至虛延兩載，死於無名耶許景澄、袁昶之不死於諫廢立，而死於諫開戰，許、袁之不幸也。向使繼楊漪川而請撤簾，則漪川何以上之而乃久立牝朝，稍露直言，遽遭慘戮，是可哀矣。聶士成之死，不可謂不忠也。然而死非其所。君子不貴也。使士成手提勁旗，翼戴王室，則無論事之成敗，即兵敗身死妻子被擄，士成為不朽矣。何至為權奸掣肘，兵匪通謀，身死家破，而猶受斥責哉使張、許、袁、聶早知有此一死則雖至愚蠢，亦必能力救聖主，雖死而不顧也。即其今日之死，亦必自恨其往者之不死也。乃不死於前而死於後，不死於彼而死於此。名義不立，防檢空裂，不亦悔之已晚哉!此尚就其不盡從逆者言之。若如立山、徐用儀之流，則明明後黨矣。出入宮禁，恩眷優渥，又非如李秉衡等之親自督戰，宜其可以無恙也。何忽然亦被慘死耶其餘京、津之間浮沉官宦、袖手旁觀者，不知其幾矣，而今安在哉是知死生有命，且又有義不畏死者未必死而雖死猶生，畏死者未必生而生不如死。彼畏死者又何益焉!
嗚呼!譚瀏陽其知之矣。當政變之初起也，有某國人勸以出走者，而瀏陽曰：各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國未有流血，請自譚嗣同始。迄今誦其遺言，仰其高節，猶令人有怦怦欲死心。故吾嚐謂六君子之中，譚複生可稱為待死，楊漪川可稱為尋死。漪川豈必不免於死者哉使不上疏，則亦一宋伯魯耳。乃奏請撤簾，自尋死節。可不謂之人傑矣乎!唐拔貢之被逮也，曰：事既漏泄，有死而已，無庸捆縛，同爾前往。三十餘人，群呼速殺，延頸就戮，無一懼者。嗚呼!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如彼人者，得不謂之從容就義哉!無論其毅魄英靈長此終古，即使死而即死滅盡無餘，其所成者，固已大矣。尚何敗事之可言耶中國自戊戌以前，無所謂流血變法者也。六君子之後，而流血之宗旨定矣。及唐黨起，三十誌士同日死義。流風所被，遍於國中，人人有舍身救國之心、獨立不懼之概。事之成就，雖有遲速，而其所以激厲民心、提振士氣者，固足以易天下矣。康、梁之屢瀕於死而不死也，同黨者慮其危，反對者利其死。吾則謂其不必慮，亦無可利。無論康、梁之死與不死，固有天在。即死矣，而康、梁之事亦成矣。耶蘇被殺，其弟子又十九傳皆被禍，宜其教之絕滅矣。何若是之盛大耶墨子曰：臣雖死，而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猶夫臣者也。故康、梁不死，其事固成。康、梁即死，其事亦成。事之成敗，固無與於人之生死也久矣。張睢陽雖被難，李、郭賴以中興。彼畏死者，又何怖焉!
甚哉世人之大惑不解也!彼冥然以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茫然而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徒營營役役於目前之禍福利害，以為貪生畏死計。故數十年中，惴惴然自憂其死之不暇，何暇以普度眾生，更何敢以輕入地獄是故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不敢發一言，不敢行一事，見親友之患難，則下石而不動心。見君國之阽危，不援救而反從逆。以至種亡國破，禍敗立見。而猶複粉飾諛頌，聊以自娛。是其為人，豈特必不得其死，即使幸保首領，而其心死之禍已大可哀矣。又安知夫生亦我，死亦我，我生我死，而我無所損益於其間哉嗚呼!死而即盡。夷、齊何苦以窮餓爭名死如可逃，政微何事以帝皇不免畏死者尚念之哉!
本文亦在《康有為全集》第五集中，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者有注雲：“本文原署名‘重父’，與‘更生’之義相符，前半部分論生死觀，與戊戌變法後康有為敘述死裏逃生經曆的議論相同；後半部分論及六君子及唐才常諸烈士之言，亦數見康氏他文，故本文應屬康作。”編者所見極是，徐剛惟再加一言為，可為如此文章者，南海之外不作第二人想。
自立軍之役，實為百日維新精神之後續，猶殺六君子而思想精神之不可殺，維新之樹猶在，猶長，猶花猶果也。唐才常等為其未熟之一果幾果也，血沃武昌大地而滋樹結果，樹乃蓬勃，果漸豐碩，假以時日，且待金秋，其風景未可知也，如梁啟超在《康有為傳》中所言：“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其精神為何？“若其精神，則純以國民公利公益為主，務在養一國之才，更一國之政，采一國之意，辦一國之事，蓋立國之大原，於是乎在。精神既立，則形式隨之而進，雖有不備，不憂其不改良也。此戊戌維新之真相也。”
康有為經此大變，心神皆疲。一九○一年正月，移居檳榔嶼大庇閣，門前有大樹，與榕樹相仿佛，“經年皆花，時時換葉，花在樹頂，黃細如花，望如黃雲，惟一日即落。”滿目黃綠，花樹列陣，花謝花開，葉落葉長，此生生不息也，大地有之。南海稍得空閑，便席地而坐，享受其樹其葉其花其氣息，花滿袖襟而樂，並以“一日黃”名其花。“二月，中庸匡成。”四月，康有為“積憂多病，同璧在香港，聞訊特來檳侍膳。同璧以髫齡弱女，遠涉重洋，天倫重聚，啼笑皆非，其感慨當如何耶？”六月，補寫《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成，為之序。康有為在“自序”之末稱：“此書舊草於廣州羊城之萬木草堂及桂林之風洞，戊戌蒙難，東走日本，攜以俱。後遊歐、美，留於日本。己亥九月二十三日《清議報》被焚，此稿遂燼，今乃補成之。”是書寫了多長時間？南海有記“自庚子十一月朔冬至始，凡閱七月有二十三日，共一百九十七日書成”。
詳告讀者寫成一書之天數者，南海浩瀚著述中，亦鮮見矣。以筆者陋見，所以在自序中有此一筆，蓋南海對《春秋》微言大義之重看，書成為序，似有洋洋自得狀，亦有被焚而重作之欣然。此一序文中康有為娓娓而道若行雲流水，言六經各有所重：“《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又言“六藝之中，求孔子之道，莫如《春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而‘微言大義，粲然俱在，浩然閎深’，如何得門而入？”康有為乃言曰：“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製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
南海所言，大道所在也！
八月，移檳榔嶼山頂居，或謂臨海山而解憂，然檳榔嶼炎炎多瘧，於養屙多有不適。南海是有遠赴印度、尋雪山而居之念。南海認為印度乃“大地第一古國，舊教如蔴，而英新變政（英國殖民印度也，筆者附識），必有可觀益吾中國者”。南海將此意告以同璧，同璧以為大好，堅勸行之。“乃於十月二十七日離檳，乘船赴印度，同璧、南海之妾婉絡等同行。船行之際，可望檳榔嶼全地，山蒼蒼而橫列，洋茫茫而相擁，雄偉與秀美兩得，又握馬六甲海峽之孔道，南洋重地也。而中國“久沒海禁，故坐以南洋之地讓人也”。南海“感喟不已”！
是年十一月二日，船進恒河口，但見恒河水，不見恒河沙，康有為告同璧：水在沙中，沙存水中，水沙一也。可見之沙為沙，不可見之沙亦為沙，沙之無限，尤天之無盡也。於卡拉吉打上岸，小遊二十餘天，“十三日赴阿伯伯原，原擬在此養病”，及至，不見雪山，乃去，“直往大吉嶺而卜居焉”。
此地有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