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百日維新失敗，康有為倉皇出逃，清廷海陸追兵皆陰差陽錯空手而歸，命也！南海先到香港居二十日，港地已聞追殺之聲，南海必欲見老母後方行。其時，“當初六日聞變，卓如電上海孺博告變”，“初八日陳子褒電廣州公善堂區謙之……謙之夜渡江來吾家告變，而不欲明言，然時以吾為必死矣，舉家飲泣，謙之竟夕坐催撿拾行李”，“十日乃下澳船，船甫開，逮捕吾家之兵即至”，終得逃脫。十六日與老母相見，“淒惶萬狀”，南海跪告母親：“有為不孝未能救天下，幾危老母，雖天幸得全，而貽以大憂，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焉！”（《康南海自編年譜》）勞太夫人泣問：“爾弟可安？”康有為謊言相告：“安，已往蒙古僻地矣。”“生本有涯，道終無濟。”九月十二日，淩波踏浪到日本，居東京明夷閣。
一八九九年二月五日，康有為四十二歲生日，劫後之壽，珍貴何比？“梁啟超偕同門人三十餘人上壽，飲於東京上野園。”（《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下同）清廷得報後密派殺手，非欲置康於死地，且向日本當局施壓，康有為驚魂未定，又匆匆就道，二月十一日，“由橫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廿七日抵加拿大……”三月四日，乘船赴灣高華，二十六日乘汽車過落機山頂，大雪封山，光明照映，譯者請名之，因名曰“太平頂”。南海不以“光明頂”而以“太平頂”名之，此乃祈中國太平，天下大同理想之偶一閃露。由此為始，康有為開始十六年周遊四大洲、三十一國之曆程。有的國家一遊再遊，“先後九至柏林，四極其聯邦”。考政治，察風俗，記工商民生，訪古跡，無不與中國相對照比較，去一地必有一著，新論迭出，條陳剖析，其為遊記也，亦如南海既往之《上清帝書》等，聲情並茂，血淚凝成，發為心聲之作。其《歐洲十一國遊記》自序（《康有為全集》第七集）有言：中國“閉處內地，不能空天地之大觀。若我之遊蹤者，殆未有焉。而獨生康有為於不先不後之時，不貴不賤之地，巧縱其足跡、目力、心思，使遍大地，豈有所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國之病，而思以藥壽之耶？其將令其攬萬國之華實，考其性質色味，別其良楛，察其宜否，製以為方，采以為藥，使中國服食之而不誤於醫耶？則必擇一耐苦不死之神農，使之遍嚐百草，而後神方大藥可成，而沉屙乃可起耶？則是天縱之遠遊者，乃天責之大任，則又既惶既恐，以憂以懼，慮其弱而不能勝也。”
與康有為一向落筆生情，句成而美文出一樣，南海以上自白卻另有深意；流亡之中，家國命運皆為茫然之康有為，仍本救國救民之初衷，角色卻有所轉換：從奔走呼號者成為奔走“采藥”者，做“耐苦不死之神農”，盡“天之大任”，而尋遍大地，盡嚼百草，尋藥、配伍以製方，南海深信，集他國優良之大成，豈無良藥可治當今中國之屙？可致未來新中國之富強於大地？
又恐不勝其任，然康有為自信道：“萬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捋右采，大嚼橫吞，其安能不別良楛，察宜否，審方製藥，以饋於我四萬萬同胞哉！”大地有百果百藥，南海先摘之嚐之，倘不宜甚或有毒，康有為先已嚐遍矣！在遍遊、博采、多擷、審察之後，“吾為廚人而同胞坐食之，吾為畫工而同胞遊覽焉”，南海之為神農、為廚人、為畫工，視中國為病母也，侍湯藥以療疾，進百果以滋養，覽風物以舒心，祛病固本，國得以富強，民得以安生，康有為所念念不忘者也。
惟於此時，康有為不僅從有限的譯著中窺世界之一角，而是切切真真地麵對一個一個或者繁華或者貧窮或者新生或者古老的國家，康有為原本寬闊的文化視野，在流亡十六年間，日長夜伸乃至廣大。南海與在他之前更早遊覽西方者一樣，五千年中華文明的自我意識頑強而堅挺；不一樣的則是：康有為不以“中國的天幹地支為尺度”（李雪濤語，康有為著《歐洲十一國遊記》序），去丈量所見表層之西方文化，康有為的宏大誌向是“欲鑄新中國，遙思過大秦”，而“大秦”、“泰西”等模糊甚至有點茫茫飄忽的形象，在南海筆下變得具體而生動，如莫哈所言：“一個形象最大的創新力，即它的文學性，存在於使其脫離集體描述總和的距離中。”（引自孟華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康有為正是借助了他一以貫之的當時之世無出其右的對語言、文字的精準把握，即莫哈所言之文學性，完成了對西方世界脫離集體描述的含混的過程，從“大秦”、“泰西”的朦朧，清晰為一國一族，乃至膚色之黑白，頭發之金黃，眼眸為藍色，以及語言、風俗之各異。縮短了中國與西方的距離。十六年篳路藍縷，南海注世界乎？世界注南海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