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他的普通和平易所吸引，原本像卷葉一樣的敬畏之心，慢慢伸展開了。
為什麼會想到“普通”這個詞呢？因為季先生與我想象的“氣派堂皇”、“威風八麵”、“口若懸河”、“動靜皆晾人”等等，實在相去太遠，請別忘記那時我剛剛做文學編輯，見人說話還臉紅呢！在後來的十多年編輯歲月裏，我曾拜訪過無數名人，到過許多人的家，有一些已經淡忘了，但今天回憶起季先生的家，猶覺一切曆曆在目。當時的我的確很驚奇，也很受震撼，不單季先生本人，就是他的家居布置，家具陳設，也與“華貴”、“堂皇”這樣的詞藻風馬牛不相及。除了不算大的書房裏那四壁古書線裝書顯出氣派之外，其他的陳設，和我們這些普通知識分子家庭，並沒有什麼不同。
沒有沙發，也沒有軟椅，季先生讓我們就座木方凳，他自己坐在床上，那是一張木板單人床。他的話很少，音量不高，以平等的口氣答複我們的問話，所用的詞語都很普通，沒有廢話，臉上始終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靜。
有一個細節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在我們進門之前，季先生顯然正在伏案工作，幾本攤開的書，一摞稿紙，一支老式鋼筆，筆帽倒插著。一張硬板凳橫在寫字台前，顯然是老人剛剛坐過的，而本來屬於那個位置的藤椅，卻被挪在一邊，上麵有一黃一花兩隻肥碩的貓咪，勾頭搭爪睡得正香。由此可以見出季先生為人的仁慈，他是寧可自己坐冷板凳，也不願吵醒貓咪的懶覺，對貓尚如此仁愛，那麼對人呢，可以想象，更會是怎樣的慈悲為懷。
多少年以後，我讀到比較文學研究專家樂黛雲女士的一篇文章，裏麵講到“文革”驟起時，有一天，一群紅衛兵小將遊鬥一大批北大的學術泰鬥，隻見季羨林先生走在隊伍裏，臉上還是那一副平靜的神色，眼光落到小將們身上時，依然是仁慈的，隻是多了一些憐憫，他是在憐憫青年學生們的無知，所以，他並不怪罪他們！
仁慈自有偉大的力量，雖然它通常隻以沉默的方式說話，卻是無人能匹敵，藏了千軍萬馬在心裏。平靜也是一種力量，它來源於對世事的洞穿，對自身道德良心的自信，以及對目標的堅定不移。普通中更藏有最強大的力量，日月經天是普通，江河行地是普通，世人遵守的第一準則都必須是“普通”二字，可以說世界的最基本依據就是普通。望著季先生那一副平靜、仁慈、普通的樣子，我禁不住想，平靜是真，仁慈是善，普通是美，集真、善、美於一身，季羨林先生就是這麼讓人尊敬起來的吧？
告辭的時候，季先生執意把我們送到大門外，在長青樹前握別，然後，一直看著我們沿鵝卵石甬道走遠，逐漸消失在花木之間……
後來，我又到季先生家去了第二次，那已是80年代末的一天，依然是滿園花樹的季節。這回是和幾位作家朋友同去的，季先生仍是一身藍布衣褲，清臒的身軀也依然筆直。然而這回先生的麵容極為嚴峻，說話一反常態，吻急促激昂，直言不諱的話語對著並不熟稔的我們，竟然一點不藏藏掖掖，遮遮掩掩，那種臨危不懼、不亂的風姿，充分顯示出這位智睿老人一輩子的人生識見、人格高度和胸襟。從那以後，我對季先生又有了一種新的認識：他並不是個隻知蝸居書齋裏做學問的腐儒，而是秉承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那一高貴血脈的傳統士人。
有風骨者並不一定都是表麵上的慷慨激昂之士。
進入90年代以後，對於加快前行的中國來說，雖然越加是商品大潮、經濟大潮的年代，但文壇和學界也並沒有被打入冷宮“深院鎖清秋”，相反，文化界始終是“弄潮兒向濤頭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熱鬧的。
在這些熱鬧的文化活動中，季羨林先生和其他一些大學者、大作家、大文化名人一樣，被當作光環和旗幟，身後永遠攘擁著眾多追隨者。季府的門坎都快被人踏破了，來訪的客人一撥兒接一撥兒，以至於老人常常連5分鍾的歇息時間都難得。就這樣，季先生還不讓家人擋駕，就連一個普通學生想來請他簽個字、聽他說幾句話，也不讓阻攔。他說：“別讓孩子們說，連最慈祥的季爺爺也見不到了。”
這種情況下，我再也沒有到府上去打擾季先生，我覺得人應該有感激之心，老人越是替別人著想，我們就越應該為他的身體和工作、寫作著想，作為編輯，誰不想得到好稿子，但如果是以損害了季先生的身體而“搶”到的，良心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