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結果那也是受到愛倫·坡在《群集的人》中所描述的徘徊倫敦街頭的故事陳述者（這也算是一種偵探吧）的影響，此點在現代己成定論。那就是在愛倫·坡書中出現的大都市的孤獨群眾，以及其中一種“特別”形態的人——遊民。愛倫·坡將之化為偵探，波特萊爾卻將之視為無賴漢。在人人都可能是陰謀家的恐怖時代（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正是如此），任何人都可能扮演偵探的角色。然而波特萊爾卻自詡為“觀察者”，說他自己是“潛身漫遊各處的帝王”。班傑明敏銳的指出，“偵探小說所隱藏的根本社會內涵，就是個人痕跡從大都市的群體中消失。”但即使同是“群體中的人”，愛倫·坡將之視為偵探，波特萊爾卻將遊民視為犯罪者，兩著在此產生決定性的差異。
那麼島田莊司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比方說《火刑都市》中，關於燒死的男人——群眾中的一名勞工，他僅以“土屋的孤獨逐漸開始呈現病態”來描述，至於追蹤犯人的刑警中村，則以“中村一個人站在這些群眾外”來強調。而當他寫到犯人時，他們多半是平凡普通的社會成員，雖然在群眾中也會感到孤獨，但犯罪的動機卻是遠此這更強烈的執念。也就是說，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三種模式和人物類型。
“群眾並非遊民。”班傑明說。“在群眾中，采取偏執的行動，會比冷然的舉措更占優勢。從群眾我們反而可以推知，如果自己所屬的環境遭到剝奪，遊民會有什麼反應。”換言之，由於大多數的人都必須專注於自己的職業，結果能夠在都市中徘徊的，隻有那些本身己脫離社會規範的人。同時，給予群眾一個靈魂，才是這些徘徊街頭的遊民真正關心的事。
“給予群眾一個靈魂”。想到這句話的意義時，讀者應該可以約略察知，包含本書在內的禦手洗潔係列中，禦手洗本身在這個大都市中屬於哪種人，他所追查的犯人又屬於哪種人，讓他們犯罪的動機又是什麼等等。在《占星惹禍》中消失的犯人；在《異邦騎士》中忘了自己的男人，還有找到他的禦手洗……當然，本書的情況也是相同的。在前言及第二幕所引用的波特萊爾，簡直就是遊民犯人所發出的訊息。相對的，第三幕引用的愛倫·坡，也可視為遊民偵探所做的回應。
是的，島田莊司創造了一個兩者都是遊民的嶄新人物類型及作品世界。
愛倫·坡是他的創作根源。法蘭梭瓦·福斯卡在《推理小說的曆史與技巧》一書中，將愛倫·坡所創造的推理小說中，他所發明的規則列舉如下：一、主題事件乍看之下，是不可解的謎團。
二、某一人物或多數人物——同時或連續的——由於證據乍看之下指向他，而被誤認為犯人。
三、證人的證詞，物質與心理上的細微觀察，及以嚴密的方法所做出的推論，打敗性急的理論。分析家不算命卜卦，他用的是推論、觀察。
四、完全符合事實的破案，在事前絲毫來被預料到。
五、事件越異常，破案越容易。
六、消去所有不可解的要素後剩下的，乍看之下雖然難以相信，卻是正確的答案。
愛倫·坡的這種概念，島田莊司在《本格推理小說宣言》中也曾提及。
第一，要在一開頭就顯示出“具有幻想氣息與強烈魅力的謎團”、“具有詩意美感的謎團”、“具有吸引力的美麗謎團”。
第二，必須具有“邏輯性”、“思考性”。
乍看之下，這兩者是完全矛盾的，然而這點正足以證明愛倫·坡的偉大。愛倫·坡親手開拓了文學的新領域——不可解的領域。換言之，他讓故事朝向兩個方向發展。一個當然是文學本來就擁有的，描述最原始的野蠻衝動——無以名狀的不安中潛伏的“恐懼”——的部分。另一個方向，則是以邏輯方法論為基礎的“推理”部分。
在這裏我忽然想到，直到今日，推理小說是否算是文學，仍在爭論不休。然而，根據我個人淺見，在愛倫·坡的小說中，此點早已不彰自顯了。
愛倫·坡的小說中涵蓋了傳統的文學方法，和邏輯方法這個新手段——這兩種向量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單取一方，就斷定是“文學”或“推理”，老實說，根本是不成熟的。
比方說紀德（AndreGidle）認為，“文學”應該是使讀者與其邂逅後從內在產生變化的東西。從這個定義來說，波特萊爾因為讀了愛倫·坡的詩和小說而變化，那麼我們該怎麼形容在波特萊爾之下的眾多文學家呢？就某種意義來說，這或許是非常幼稚短淺的想法，然而我還是無法抹去這個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