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小故事，可以說說：據徐梵澄回憶，三十年代初他將留學德國，走去和魯迅道別，當魯迅聽他說翌日就要動身，應聲道：“那你在中國的時間僅剩二十四小時了。”這是極度敏感的一句話。道別之際，徐梵澄著重記述魯迅與他的緊緊一握，目光流露極熱情的鼓勵和期待。日後，就是徐先生用魯迅預付的款子替他在德國搜購前衛版畫，持續寄到上海來。
其時，魯迅已被各方苦勸移去蘇俄或國外養病，均為他所堅拒。拒絕的理由，私信中說及再三，不難查閱。民國年間，魯迅出境，不是問題，但顯然，走，或者不走，在魯迅，是個心結。我們不必強調清末民初列強辱華之於魯迅一代的記憶，更不能推想魯迅對晚生的出洋抱有反感，但以他性格的兩極，會在尋常道別時說出敏感到近於神經質的話，隨即又複欣然於學生遠去西洋，並有所請托。這兩個細節，或可看出魯迅在民族與西洋之間的態度：事關自己，倔，固執，不挪步，縱然八麵敵意--照他的說法是“壓迫”--寧可留在國中；而事涉晚生、學問、藝術，他可就滿懷好意，且不肯放過給他在域外買畫的機緣了。可惜我臨時找不到那份回憶錄，寫到魯迅送別的目光，徐梵澄很用了幾句形容詞。
是的，在知識理性的層麵，魯迅從不為意氣情感所左右。留學日本時期，魯迅就通讀當時可能讀到的西洋文藝史，在他早年的文言史論中，是異常開闊的世界性眼界，見解精準，形之於美文，是迄今難以超越的一流文藝啟蒙。移居上海，直到去世，魯迅每年購藏當時版本昂貴、主要由東洋人印製的西洋畫冊，其間，親自編譯了《近代西洋美術史潮論》--魯迅做學問，向來謹嚴，晚年他應左翼的挑釁，認真研讀唯物史，同樣，鑒於上世紀初在西方展開的前衛藝術，自立體派、野獸派到未來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均為他所矚目。三十年代，魯迅的視野與當時歐洲的實驗藝術，幾乎是同步的，論訊息的製高點，他比留學歸來的徐悲鴻劉海粟一輩，更能把握西方藝術正在發生什麼，以及，為什麼發生--徐悲鴻當年的眼光，大抵止於十九世紀沙龍繪畫，無視，並貶低他留學時期早經功業彪炳的印象派及相隨的新繪畫；而劉海粟林風眠在江南教學中屬意於立體派野獸派、龐薰倪貽德等撰寫的決瀾社宣言等，固然是新美術運動的重要史跡，今天看來，激情多而理知少，對歐洲新藝術的來去脈絡，畢竟有欠通曉--而說及西方的當代藝術，魯迅對法國、德國及蘇俄的新繪畫，不但不隔，且於每一流派的來曆均有清晰的認知，凡有評述，必有據而談，他所舉薦的若幹個案，更是隻眼獨具。就我所知，五四之後，沒有一個文人之於美術能有魯迅這般博識而醒豁，可喜他談論美術的用詞、語氣，都是客觀的、平視的，抱持優美的業餘姿態，並不過於褒揚，也未率爾貶斥：他所嘲笑的，是本土文藝名流的淺薄之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