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先得從1957年開始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說起，當時我的父親蔡海南在浙東南的黃岩①縣立中學擔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長（校長由縣委書記兼任），一度使得該校的大學升學率達到百分之百，因此受到省教育廳有關領導的關注和器重。據說有一次周恩來總理南巡來到杭州，父親也在他的接見名單中，但向來不喜歡開會的父親不知實情，僅派教導主任作為替身去了省城。
作為當年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和進步青年，父親在解放前夕回到故鄉。他在行署所在地臨海的台州中學擔任語文教員，組建了該校第一個地下黨支部，在迎接解放大軍南下活動中發揮了作用。後來，他並沒有回到大城市，而是留在故鄉，做了一名教育工作者，他的同學中有不少成為著名的學者。
父親大學裏學的是曆史，畢業論文寫的是有關中俄外交史方麵的，據張友仁教授回憶②，“這篇論文在文革以前長期作為優秀的畢業論文存放在北京大學曆史係的辦公室裏”。雖然父親後來（後又）擔任行政職務，卻喜歡研讀英文原著，並酷愛古典文學，所留遺墨中就有《紅樓夢》裏黛玉的《葬花詞》。
父親早年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曾修讀過聞一多先生的詩詞課。他在晚年平反之初寫過一篇回憶詩人的文章《從象牙塔到十字街頭》，發表在如今已經停刊的台州文學期刊《括蒼》雜誌上③。父親出眾的才華和率直的個性，使其無法逃脫政治運動的衝擊，他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並轉變成一個體力勞動者。
關於這次運動的來龍去脈，我直到很久以後讀到一本《往事並不如煙》的回憶錄才弄明白。該書主要講述京城裏發生的故事，作者章詒和女士的父親不是別人，正是欽定的頭號大右派章伯鈞。1961年冬天，第一批表現良好的右派分子被“摘帽”，父親屬於其中之列。
父親之所以能獲得這個榮幸，是因為他在下放的農場飼養的奶牛頭頭肥壯，戴上了大紅花；他還潛心研究水稻栽培，使當地農民增產一倍以上②。這一點讓我頗為驚訝，盡管早年祖父擁有不少良田，父親也曾身體力行地幹些農活，但他畢竟是一介書生。
次年初春，父親回到黃岩中學，做了一名普通的教師。雖然卸下了校長之職，畢竟在五年以後重新走上講台（直到文革來臨），其興奮之情難以言表。初夏的一個周末，當母親帶著九歲的兄長從30裏外的小鎮院橋趕來探望，他禁不住春心搖蕩的誘惑，和母親一起孕育了我。
待到1963年陽春我於黃岩第一醫院呱呱墜地時，父親已四十有三，母親也到了不惑之年。這在那個年代裏當屬頗為罕見的高齡產婦了，足見父母生活的艱辛和感情的淡漠（我從未見過他倆的合影）。我甚至懷疑，父親和母親孕育我的那個暖風拂麵的夜晚，也是他們最後一次同房了。這一點對我來說頗有意味，至少它把我的性啟蒙大大推遲了。同時帶給我一個間接的後果是，初戀的失敗或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