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東亞合作與新興市場經濟 八國集團峰會探索世界經濟協調發展的“新”模式
2009年的八國集團峰會和往年不一樣，增加了“金磚四國”的其他三個成員國——中國、印度和巴西，還有從地域發展的角度上看不能忽視的南非和墨西哥。於是，從六個來自規模較大、增長動力強勁的新興市場國家對原來的七國集團的七個發達國家的成員國這樣“力量相當”的結構上看，2009年的八國集團峰會在會議的討論“內容”、會議的“導向”和會議的“影響力”上都會產生一些“新”的看點。
第一，也許從現在開始，八國集團峰會不僅要關注發達國家經濟穩定和政策協調這些“傳統”的問題，同時，也要爭取六大新興市場國家在解決世界經濟發展失衡問題上所應發揮的積極作用，從而緩解發達國家國內民眾對本國政府資源（納稅人的財富）投入國際事務“過多”的抱怨。為此，發達國家也必須作好傾聽新興市場國家訴求的心理準備，最大限度地摸索出“雙贏”的解決方案。否則，就可能會兩敗俱傷，事倍功半。
事實上，今天世界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不僅反映在宏觀經濟的消費和投資結構上，而且也反映在產業結構的定位和由此產生的國家競爭力問題上。所以，今天的發達國家要想解決金融泡沫破裂對本國實體經濟造成的巨大負麵影響，就會千方百計地希望具有潛在增長能力和動力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政府的強大力量去開創市場的發展活力，同時堅持自由貿易的理念，進一步開放本國市場，從而一定程度上分擔發達國家經濟調整的負擔。另外，發達國家還想主動修正一些產業標準（低能耗、低二氧化碳排放等），用自己擅長的技術創新能力來率先開拓一些新的產業，以彌補自己在傳統製造業上的劣勢地位。所以，這次峰會也會涉及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所要解決的氣候變化問題。
另一方麵，新興市場國家的聲音也會通過這次參會的六個國家政府首腦的發言來加以體現。主要涉及的問題包括：對自己外彙財富構成威脅的西方國家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要進行透明化的監管，遏製由虛擬經濟發展過度所形成的扭曲的“定價權”對新興市場國家實體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危害，比如金融投機資本利用發達的市場環境，炒作原油和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價格，由此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無法回避的輸入型通脹問題等。另外，以中國為代表的六國新興市場國家首腦，會就自己關心的糧食安全問題、“後危機時代”發達國家可能產生的流動性過剩問題（由“退出機製”選擇不當所致），呼籲發達國家首腦拿出具體措施來加以積極應對。
第二，這次八國集團峰會拓展到8+5模式是歐美國家尋求“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新格局中保持自己話語權的一個新嚐試。二十國集團峰會盡管能夠聽到更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聲音，但是，權利和義務可能很難在這樣的平台上加以調和。也許，歐美國家希望利用二十國集團獲得更多的信息，而通過八國集團——在發達國家為主導的這個發揮世界領袖作用的平台上和新興市場國家進行“實質性”的、效果也許更快的“經濟合作”！
眾所周知，這場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讓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意識到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日益明顯的“利益衝突”和“實力不平衡”等嚴峻問題，由此它們對發達國家的信賴也在迅速下滑。而且，這也反映在這次出席會議的六個新興市場國家裏，它們的相互之間都在尋求“脫發達國家”的各種全新的經濟和政治合作模式。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剛剛結束的“金磚四國”會議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這些動向對現在世界經濟潮流由歐美主導的格局當然是一個巨大挑戰。因此，這次八國集團峰會的擴大模式就是希望能夠把國際事務的推進和解決模式再次重新納入到歐美國家的體係中來。
第三，歐美國家主動包容新興市場國家加盟的這種國際合作的新格局必然會對“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方麵，可能會推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加速，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利益協調的便利性，會更看重自己所在地區的合作，而不是以往美國所倡導的全球化模式；另一方麵，可能會產生大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模式，也就是像本次會議這樣。但這種模式的競爭程度要遠遠大於區域經濟合作模式中的國家間的競爭。合作得好，會推動世界經濟迅速擺脫金融危機的嚴重困擾；合作得不好，會加大各國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的程度，也不利於世界經濟和諧穩定的發展。但到目前為止，這兩種“新”的合作模式和探討新話語權平台的嚐試，都在同時進行。中國政府已經非常務實地意識到在世界經濟合作模式還沒有完全定位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各種合作，要比“袖手旁觀”或獨來獨往的“保守”模式更好，這對中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提高國際威信和爭取話語權以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利益的保護，都會產生更加積極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