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經曆了2000多年的流散而不消亡，他們是忍耐力最強的民族，他們認為：上帝奪取了我們的一切，剩下的隻有我們。溫州人在惡劣的環境中，走出了一條寬廣的致富路，他們不求政府，不求人，從自救中求生存。
草根精神
“草根”直譯自英文的grassroots。有人認為它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同政府或決策者相對的勢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階層相對應的弱勢階層。陸穀孫主編的《英漢大辭典》把grassroots單列為一個詞條，釋義是(1)群眾的，基層的；(2)鄉村地區的；(3)基礎的；根本的。
近來，文化研究中學者多引用“草根”二字。野草因其平凡而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野草是陽光、水和土壤共同創造的生命；野草看似散漫無羈，但卻生生息息，綿綿不絕；野草永遠不會長成參天大樹，但野草卻因植根於大地而獲得永生。草根文化，是相對於禦用文化、殿堂文化而言的。生於民間，長於民間，沒有經過主流意識的疏導和規範，沒有經過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充滿著鄉土氣息，蘊涵著豐富的生活共識。
曾經當過溫州縣委書記的溫州經濟研究所所長李丁富，對“草根經濟”有著直白的解釋：一是說明這種經濟活動參與麵廣，滲透力強；二是它具有很強的民間性，跟傳統意義上的官營經濟有明顯的區別。它出身注定不高貴，就像農村的孩子取名“二狗子”，很隨緣，但它自立性、生命力強，好養活。溫州商人創業的特點就是“三無五低”，“三無”即無資金、無技術、無市場，“五低”指起點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產業層次低和企業組織形式低。
20世紀70年代末的某個冬日，溫州一個走街串巷的補鞋少年，一不留神將鞋錘深深地紮入手指中，鮮血頓時湧出。他咬牙拔出錐子，用破紙包上傷口，含淚為客人補好鞋，這個少年就是後來遠近聞名的億萬富翁-正泰集團總裁南存輝。翻閱溫商的發家史，這些草根英雄有著相同的發展軌跡，他們出身貧寒，大都有著堅忍不拔的超常意誌和鍥而不舍的執著精神，他們一直吃苦耐勞，他們執著地尋找適合自己生長的土壤。最終，他們成為市場經濟中獨特的引人注目的一片綠意。溫州人的市場意識來自於危機意識，危機意識又來自於“草根精神”。無論國內國外，到處可見溫州商人的身影，由此可見浙江人的闖勁和創業精神。
和其他地方的大老板往往來自轉製後的國有企業或者集體企業不一樣，有統計說，浙江民企100強裏麵，約有90%的老板出身於農民、工人、裁縫、修鞋匠等階層，有人因此把他們叫做“草根浙商”。溫商的草根性表現為：他們側重模仿，缺乏創新；他們70%以上隻有初中以下學曆，近80%出身於農民；他們的產業大多層次很低，多是傳統產業，很少有高新技術；他們的規模都很小；他們都是家族製，管理權像風箏一樣牢牢地抓在自己手裏。
地瓜經濟
原溫州市市委書記李強將溫州經濟特色形容成“地瓜經濟”：一是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溫州經濟盡管像地瓜那樣並不起眼，但都是“野生的”，生命力旺盛；二是具有很強的“擴張力”，地瓜藤葉四處蔓延，占領外部空間，充分吸收陽光和雨露，溫州經濟善於“走出去”，能夠充分利用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三是具有很強的“反哺能力”，地瓜藤葉四處生長，但養分最終傳送給根部，受益的還是地下的莖果，溫州經濟始終根植於民，它的發展主要依靠無形的民間力量來推動，最後受益的也是人民群眾。
1952年，周大虎出生於溫州。初中畢業後，父親被打成“右派”，母親被下放的周大虎到溫州農村插隊，後來，回到溫州的他，迫於生計又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我最早是到了西安郊區，做鈑合金工。當時我沒有全國糧票，吃飯是一個大問題，曾吃過一個月的柿餅。沒想到，我因做黑工在西安被關了一個月。”回憶起當時的流浪生活，周大虎充滿心酸。流浪生活磨煉了他的意誌，這一切為未來做好了準備，直到改變他命運的打火機出現。
1991年，溫州打火機開始火了起來，當時周大虎的妻子下崗，領到了5000元的安置費後賦閑在家，為了解決妻子的就業問題，周大虎決定追上打火機的熱潮。1992年，周大虎粗下一個200多平方米的簡易廠房，招了100多個工人，開始正式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