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丙坤的慎重不是沒有道理，兩岸經曆半個世紀的隔膜，官方交流中斷近10年，這都決定了前路的不易。
而當釣魚台晚宴上雙方高舉酒杯賓主盡歡時，更是不會料到5個月後，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踏上台北土地進行第二次“陳江會”的時候，會遭遇當地綠營人士的激烈抗議。
陳雲林自1949年以來登陸台灣最高級別大陸官員的身份沒有為他帶來優待，反而激發了更大規模的反彈。抗議的民眾不但包圍了馬英九和陳雲林會麵的晶華酒店，投擲石塊、糞便、汽油彈，造成警方同記者、群眾互毆，甚至將這種暴力的發泄蔓延到了記者身上。
跟隨大陸海協會前往台灣報道兩會複談的同事陳琳，在麵對那一張張因憤怒而扭曲的麵孔時，一向堅強的她渾身顫抖，淚流滿麵。
暴力並非毫無預兆，在陳雲林到達台灣之前，作為前站的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訪問台灣，在參觀台南孔廟時遭抗議人士推倒在地。
當我們形容兩岸關係時，“同根同源”、“血濃於水”是最常使用的詞彙，但在麵對海的那一麵的同胞時，我們赫然發現，原來對方並不曾投入與你相同的感情，曆史造成的嫌隙並非時間可以彌補。我們大張著嘴驚訝於那種仇恨和憤怒的所在，困惑湧上心頭：是什麼原因讓一對離散的兄弟彼此仇恨，重聚時可以揮起拳頭？
從舉行第一次“陳江會”至今，5年時間過去了，期間已經曆了8次會議。當雙方強調會議達成了多少項協議，“三通”給台胞帶來多少方便，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令台商獲得多少利好時，是否也需要思考，在這種經濟大踏步向前邁進的同時，兩岸民間的交流究竟該采取何種方式？
五
對於台灣，大陸的居民並不算陌生，台灣明星大陸的年輕人耳熟能詳，台灣服飾總能掀起大陸一股模仿的潮流，台灣小吃鹵肉飯和蚵仔煎風靡大街小巷，台灣人到大陸定居的越來越多，聯姻也越來越頻繁。但是我們真的了解對方嗎？
台灣媒體人宮鈴，網名胡同台妹，資深媒體人，目前在大陸定居。她曾告訴我，她的很多台商朋友在大陸不敢與當地人接觸，因為會有不太善意的言論。甚至她本人在一本有批評大陸內容的書出版之前，也因害怕可能遭到謾罵而經曆了兩個月的猶豫期。麵對我不解的表情，她坦言很多台商對於在大陸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懷有一種恐懼。
我時常看到聽到一些網民甚至是身邊朋友對於“台獨”的痛恨和鞭笞，對台灣人表現出的對日本的親近感到反感和不可理解。我也曾是其中一員，為此和台灣朋友激烈爭辯，不惜傷害彼此的友情。隨著閱曆的增長，我逐漸意識到，自己討厭別人強加給我任何觀念，但其實自己也在做著相同的事情。
極端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從來不缺乏市場，看看網絡上鋪天蓋地對某台灣女星喜歡和服言論的謾罵就能看出端倪。這種攻擊方式不需要成本，目標準確、殺傷力大。這些人通常精力旺盛，對現狀不滿，急於改變現實，具有較強烈的本土民族主義信念和激進的思想。那些酣暢淋漓的痛罵起初的確能給人暢快，但痛罵過後呢？事情的本質永遠藏在現象之後，除了獨立思考，別無他法。
龍應台曾經說過：“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60年。60年來，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停下腳步，問問對方你痛在什麼地方。所謂的理解就是要了解對方深處最痛的那個地方在哪裏。”而兩岸間即使經曆了這些年的融通交流，真的了解彼此的痛了嗎？
台灣賴聲川的《今夜我們說相聲》係列中，反複提到20世紀50年代台灣的宣傳語，以及嚴防匪諜的故事，令人莞爾的同時也讓人不禁感歎，曆史是何其相似。當台灣那邊密集地進行著意識形態的洗腦時，大陸也在如火如荼地大抓台灣特務，要打過台灣海峽去。時至今日，相隔一千多米的金門與廈門依然一邊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標語，另一邊是“一國兩製統一中國”的口號，時刻提醒著雙方的不同立場。
文化的隔膜似乎更難消融，當大陸人抱怨台灣人的左右搖擺時，卻不曾了解台灣人複雜人格背後的厚重曆史。
2010年，一部名為《海角七號》的台灣電影風靡兩岸，電影描寫了一位台灣青年和日本女孩的愛情故事，期間更穿插了老一輩台灣人的愛情悲劇，再加上台灣南部海清沙幼的美景，該片一躍成為台灣票房大熱影片，甚至超過了《泰坦尼克號》的票房，成為台灣有史以來最賺錢的電影。
看完這部電影後，我與“中央社”的記者張銘坤在網上交流，我告訴他從這部電影中我看到了台灣對日本的鄉愁。張銘坤非常驚訝，說沒想到我竟能看出台灣對於日本的這種複雜感情。他給我講起自己的經曆，一家三代的故事就是一部台灣近現代史。
張銘坤的奶奶生活在清朝，裹著一雙小小的三寸金蓮，是個守舊而傳統的老太太。他的父親成長在日據時代，從小在學校接受日式教育，會說流利的日語，自認為是日本的孩子，成年後因參加“二二八事件”被通緝，後半生顛沛流離，但直到晚年最愛唱的還是日本軍歌。到了張銘坤這一代，已經是國民黨統治時代，他本人是國民黨黨員，又在國民黨所創辦的官方通訊社—“中央社”工作，絕對是深藍一代。
張銘坤告訴我，日據時代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已經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現代化國家，對台灣采取懷柔政策，灌輸當時比較先進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加之日本刻意美化這樣的生活方式，隻有一部分台灣人被允許接受，進一步強化了台灣人對於日本文化的認同和向往，也進一步神化了日本文化。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台灣人一直對日本有一種親近的原因。
在談話的結尾，他說：“每個人都喜歡看戲，但是有幾個人願意自己的生活像戲那樣大起大落呢？”
為了讓我更了解台灣、了解台灣人，他送我一本名為《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的書。
這本書的作者陳翠蓮曾以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題撰寫碩士論文，她心中揮之不去的問題是：“這能算是民族運動嗎？日治中期以來的政治社會運動被總括為‘台灣民族運動’，但是將近20年的運動訴求中從未要求建立自己的國家，也未主張中國統治，既稱不上台灣民族主義，也非中國民族主義，如何稱得上是民族運動？”當她完成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後，心中更大的困惑變成：“這些人究竟在追求什麼？戰後初期批判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人們，與日治時期中期政治運動者具有高度重疊性，日治時期他們抵抗日本統治，戰後迎來了國人統治，卻展開更大規模的全島性反抗行動，他們究竟在追求什麼？”
就像一個從出生起就離開了自己親生母親的嬰兒，離亂的時代大背景注定了台灣人具有複雜的性格。
陳翠蓮總結：“台灣與日本之間並非單純的二元對立關係，而是更複雜的‘西洋—日本—台灣—大陸’的多重關聯。在政治上，不隻是‘日本—台灣’間的壓迫、抵抗而已，而是‘日本—台灣—大陸’三者間的拉鋸，台灣人在殖民母國日本與父祖之國中國兩者間掙紮，雖然抵抗日本殖民，卻並未決心自主獨立，對大陸存有情感上的依戀。在文化上，也不是‘日本—台灣’的同化、抗拒關係而已，而是呈現‘西洋—日本—台灣’的三級位階，台灣人希望直接取法西方，越過日本為媒介的二手文明，追求近代化而非日本化，展現出激進的文化改革傾向。”
在與宮鈴的對話中，她告訴我，台灣大多數的“90後”年輕人，認為大陸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地方，一塊充滿著機會、危險、未知和恐懼的土地、但對他們來說，中國隻是一個名詞，對之完全沒有對祖國的認同感。他們通常會感覺台灣已經發展到了平原期，很難創造機會，而大陸是一個冒險者的天堂，有很多機會。所以，根據一些調查數據，每年暑假，台灣大學生願意來大陸工作，甚至甘願接受比較低的薪資。
兩岸間彼此真正的接觸才剛剛開始。最重要的是在充分的了解後，建立彼此的認同，等到有一天，在經濟、政治尤其是社會製度等方麵都接近後，達到水到渠成的融合。
宮鈴曾向我提起在飛機上遇到的一位回台灣的小朋友，他是兩岸聯姻的結晶，既是台灣人也是大陸人，平時在大陸讀書，寒暑假就回到台灣。對他來說，兩邊都是故鄉，都有難以割舍的聯係。
“當這一批孩子長大以後，他們所思考的會和我們完全不一樣。他不會計較這個東西是從你那裏來的，還是從我這裏過去的，那都是他的，因為他的父母就是兩邊的。我相信那一代孩子長大以後，會非常好地解決兩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