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ric是我在英國讀碩士時的同學，一個小個子的台灣男人，性子溫暾，做得一手好菜，經常邀請同學到他的住處共進晚餐。他說話時帶有綿軟的台灣腔，用詞也和我不一樣，會將海飛絲稱為海倫仙度絲，橙子稱為柳丁，菠蘿稱為鳳梨，凡·高稱為梵穀。這些尋常詞語因為音節的不同，顯得藝術氣質濃厚。在他麵前，我時常感覺自己像一個粗鄙的村婦，從生活態度到遣詞造句，都毫無優雅可言。
碩士畢業後，Eric返回台灣，我則來到北京進入鳳凰衛視。自那時起，我身邊的台灣人多了起來，有媒體同行和采訪嘉賓，也有在北京街頭或四處的遊曆中無意遇到的。他們特征明顯：通常衣著整潔，待人接物彬彬有禮，無論男女均持一口綿軟的國語，整體有一種溫潤的氣質。
作為伴隨改革開放成長的一代，台灣於我並不陌生。《日月潭》是收入小學課本的一篇課文，《阿裏山的姑娘》則是每個大陸人耳熟能詳的歌曲。到了初中，台灣的流行文化更是影響了大陸整整一個時代的年輕人。我接觸到的第一個流行樂組合是台灣的小虎隊，他們最早出現在央視一檔名為《潮—來自台灣的歌》的節目中，三個陽光帥氣的大男孩在節目中且歌且舞。在那之前，我所聽到的都是鏗鏘的民歌式歌曲或是大陸歌手翻唱的港台口水歌。有別於這些剛剛接觸外界流行文化、仍處在模仿期的大陸歌手，小虎隊散發著由內而外的時尚氣息，顯得那麼特別，一下子俘獲了我的心。後來我陸續買了他們幾乎全部的專輯。除了小虎隊，我還成了林誌穎、伊能靜、林憶蓮的粉絲。和香港的流行樂相比，台灣的流行歌曲少了一些商業，更多元，更有文化氣息。羅大佑的歌詞厚重，鄭智化的譜曲憂傷，陳升的作品頗具文人氣質。
初中時，一位與我要好的名叫耿耿的同學也是台灣流行歌曲的忠實粉絲，為了記下他喜歡的歌詞，他學會了寫一筆漂亮的繁體字。每天的課堂自習時間，我們會一起討論喜歡的歌詞和明星八卦，還會定期交流彼此擁有的卡帶。那時候一盒正版卡帶是8塊錢，後來漲到了10塊，盜版帶隻要5元，但我從來不買盜版，在我心中，盜版是對我喜愛的這些歌手的侮辱。
除了流行音樂，三毛的書感動了我正處青春期、敏感而脆弱的心靈，從那時候起，流浪成為我終生難以擺脫的情結。及至長大後，當我迷戀上電影，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李安的作品令我欲罷不能。而台灣的娛樂節目，比如《超級星期天》、《我猜我猜我猜猜》也給我帶來過無限的歡樂。後來，大陸的娛樂節目大增，主持人和節目設置大都模仿這些台灣節目，但不知為何，我總感覺它們無論怎樣包裝，都難達到骨子中透出的那份幽默和時尚。
作為一個剛剛20歲出頭的青年，我自認已經了解台灣很多，盡管我還沒有到過那片土地。
二
當我進入媒體行業開始和台灣同行真正接觸，才發現他們與我們有那麼多的不同，才知道我所了解到的台灣隻是膚淺的表麵。台灣記者的增多，歸功於兩岸政策的放寬。台灣記者常駐大陸從80年代末期開始，最初最多隻能連續待一個月，現已延長至三個月，並且可以申請延期一次。官方出台的新辦法又規定台灣記者采訪不再需要提前10天申請，同時駐點期間可多次往返，還可以通過有關部門指定的服務單位，聘用大陸居民從事輔助工作。因為這些利好政策，更多的台灣媒體進駐北京。
成為一名時政記者後，因為所報道的選題多有重疊，我和台灣記者的接觸越來越多。從工作方式上講，他們專業、敏感，善於從細節挖掘，新聞選題和語態更貼近生活。有時這種貼近在我眼中甚至有些無厘頭。2011年，台灣女星大S與大陸某餐飲品牌二代汪小菲爆出熱戀並結婚，可說是當時娛樂界最熱的新聞。但令我沒想到的是，這樣一則花邊新聞竟引發了台灣媒體的格外關注。前台灣中視駐京記者蔣小圓曾向我抱怨，兩人的戀愛害她成為狗仔，上司指令她每天要在兩人可能出沒的地方駐守，並隨時關注事態的變化，發回報道。看著這位經常出入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張口政治閉口經濟的同行竟然變身狗仔，起初我覺得好笑：對我們來說，時政記者最該關注的是影響國計民生的熱點事件及政治方麵的動向，這樣的花邊新聞確實有些難登大雅之堂。但與台灣媒體接觸時間長了，發現在台灣記者眼中，這樣的花邊甚至會比領導人的會見更重要。大陸的媒體關注宏大的敘事，而台灣記者往往從細節入手，一瓶酒、一件衣服、一個神態都可以成為新聞，用詞造句非常鮮活，不局限於語法和常規，完全貼近口語。曾有一位台灣同行在奧運會期間就水立方外牆中一個泡泡晚上沒有亮燈而專門製成一條新聞；另有一台灣同行報道兩岸兩會會談時，從晚宴桌上擺放的酒名和宴會廳的名稱聯想到兩岸之間關係的發展，甚至由兩位領導夫人的服飾擴展到嚴肅的兩會會談，想象力之豐富令我慨歎。隨著對他們了解的加深，我發現台灣媒體的風格很大程度上由島內激烈的媒體競爭決定，對於收視率的追求，令媒體絞盡腦汁迎合觀眾的口味，力避大而無當的報道。
台灣媒體人與官方的互動和強勢更是令我吃驚。2008年，我與其他同行一起到首都機場拍攝台灣海基會秘書長張樹棣來北京參訪的新聞，媒體之前並沒有與他約定采訪，大家都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飛機落地後，台灣“中央社”記者張銘坤打通了秘書長的電話，舟車勞頓，秘書長起初不願接受采訪，但在張銘坤的堅持下，最終還是同意了。采訪結束後，我問他何以如此強勢，連堂堂海基會秘書長都要讓他三分，他聳聳肩膀：“如果他不接受采訪，那我隻好亂寫嘍，因為給了他說話的機會了。”
張銘坤說得輕鬆異常，對麵卻是驚訝得張大嘴巴合不攏的我。雖然知道他是一個專業的記者，並不會做出有違職業道德的事情，這樣講隻是開玩笑，但毫無疑問，台灣記者在和政府官員打交道時的那種強勢，確實是事實。台灣同行尤其是跑時政的記者與官員互動頻繁，即使采訪領導人馬英九，也並不算太難的事情。和官方的良好互動也促成記者和官員成為私交甚好的朋友，台灣《中國時報》的資深駐京記者王銘義的新書發布會，甚至可以邀請到台灣地區時為副領導人的蕭萬長出席。而大陸記者尤其是時政記者與官方打交道仍有難度，普通記者和高官成為朋友更是鳳毛麟角。雖然大陸官方逐漸在改變封閉的思維，越來越願意和媒體打交道，但仍不能做到完全敞開大門，申請采訪要向宣傳處提交采訪提綱再經層層審批，遇到一些敏感話題，想要約到官員的訪問，更是難上加難。
三
如果說，與台灣媒體同行的接觸為我了解真實台灣打開了窗戶，2007年的台灣之行則讓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這片土地。當時兩岸關係還沒有完全恢複，正式的台灣旅遊還未獲官方批準，不過，實際上它已悄然進行多年，隻不過所耗時間成本高昂，需要出境轉飛第三地，再從第三地前往台灣。
準備好包括收入證明、銀行存單等煩瑣的資料，提交旅遊申請時，旅行社又反複向我們強調要隱瞞媒體人的身份，一旦身份暴露，很可能會遭到拒簽。
終於拿到一張薄薄的印有青天白日旗、護照大小的證件，這張簡易的入境許可證成為我們獲準進入台灣的憑證。
那次的行程包括台灣5個城市，台北、台南、高雄、淡水、花蓮，我們將沿著整個海島且走且遊。
導遊是個儒雅的中年人，個高體瘦，身著風衣，仿佛瓊瑤劇中的男主角。一路走來，他總是用綿軟的台灣腔不緊不慢地介紹當地的曆史掌故，遇到需要購物的行程，會默默守候在一旁，遊客買也好不買也罷，表情如常，讓人討厭不起來。和國內的導遊相比，總感覺他哪裏有不同，後來看到新周刊的“民國範兒”專題，他身上的氣質大概就是這種範兒了吧，簡單說，既有現代性的一麵，又保有中國溫良恭儉讓的傳統和唐詩宋詞的文化底蘊。
如果說大陸像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少年，充滿了野蠻生長的活力，台灣則像一個中年，沿著自己的步伐行進，平實中帶有一些淡定。除了台北，在台灣看不到太多的高樓大廈，很多樓房的外立麵是一種質樸的灰色，透出歲月的痕跡。街道和建築都保持著幹淨麵容，綠樹和花草常常點綴其中。姑娘們化著精致的妝容，身著得體的服飾，穿梭於城市中，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這裏也是機車的世界，到處是戴著頭盔騎機車的年輕人。也許因為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隨處可見日本留下的痕跡，很多酒店房間采用榻榻米式的裝修，日式料理和日本風格服飾的小店滿街都是。
這裏的城市，不大，透著煙火氣，給人安心的感覺。
從台北出發，某晚我們留宿在一個不知名的小鎮。或許是兩岸仍未開放，大陸的遊客在當地仍屬稀少，聽到我們濃鬱的地方口音，無論是前台小姐還是街邊店員，都會投來關注的目光。街頭有很多時尚的小店，所賣的衣服很多產於大陸，不過價格要貴了差不多一倍。兩岸政治的藩籬仍未打破，經濟的微風已經搶先一步透過縫隙，吹進了彼此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