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勸學篇》與《正學報》
對於康有為學說的傳播與影響擴大，張之洞也有主動的行動。這就是他主持撰寫的《勸學篇》和準備開辦的報刊《正學報》。陳慶年日記繼續提供了許多內情。
《勸學篇》毫無疑問，《勸學篇》是張之洞幕中多人參預的著作，同樣毫無疑問的是，該書反映的是張之洞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該書寫於光緒二十四年春。查陳慶年日記，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17日）記：
“南皮師近著《勸學篇》二卷。其上卷九篇：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綱，曰知類，曰宗經，曰正權，曰循序，曰守約，曰去毒。下卷十五篇：曰益智，曰遊學，曰設學，曰學製，曰廣講，曰閱報，曰變法，曰變科舉，曰農工商學，曰兵學，曰礦學，曰鐵路，曰會通，曰非弭兵，曰非攻教。在念劬處見其目如此。原稿尚未寫定，故未借來。”
“念劬”，奏調湖北分省補用知府錢恂，張之洞的親信幕僚。由此可見，該書篇目已全，“原稿尚未寫定”，說明寫作工作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閏三月初九日（4月27日），陳慶年又記：
“晤梁節庵。知徐中堂奏上，上意未決，呈皇太後乃定，意召南皮陛見。然則南皮師入京以後或有大用，能否回任尚未能必。其所著《勸學篇》即發寫樣石印，聞多派寫官。擬於十日內印成。餘從節庵處取來一閱，二更始畢。其說犁然當於人心。為之大快。”
“徐中堂奏上，上意未決”等語，即張之洞奉旨入京一事（後將詳述），然該書至此已經寫畢，正準備刊刻印行，以隨同張之洞帶往北京。
然陳慶年畢竟處於張幕的外圍，對該書的寫作背景及內幕知之不多。而此時進入張之洞幕僚核心層的辜鴻銘，在其後來的英文著作《中國牛津運動故事》中，談及《勸學篇》的寫作目的：
“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張之洞要扮演一個非常困難的角色。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已然脫離了他的革新方案馬太阿諾德所言的那種追求優雅與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張之洞憎恨康有為雅各賓主義的凶暴、激烈和粗陋。於是，在康有為及其雅各賓主義處於最後關頭時，張之洞便舍棄他們，折了回去我曾經親自出席過張之洞總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議事會，討論如何對付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問題。當時康有為正以皇帝的名義大肆頒發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個場景，因為這是總督第一次準我參加他心腹幕僚的內部會議這個議事會在武昌棉紡廠的樓頂召開。總督非常激動。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記得老總督在月光下來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一遍地重複著：不得了！不得了！我們的會議沒有做出任何決議或許比我的反駁更為有力的證據，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冊子，就是外國人所知的題為學習（Learn），或更確切地應譯為教育之必要的書（即《勸學篇》）。外國人認為此書證明了張之洞讚成康有為的改革方案，其實大謬不然。這本著名的書，是在我們於武昌棉紡廠召開那次議事會之後立即寫出來的——它是張之洞反對康有為雅各賓主義的宣言書，也是他的自辯書。該書告誡他的追隨者和中國所有文人學士，要反對康有為的改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