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898年6月18日），陳慶年在日記中記：
“朱強甫見過，知康有為等為侍講學士徐致靖所保，著於二十八日照（召）見。下晚，王雪臣招飲，知是二十五日諭旨。或謂學士之子仁鑄主張康學。康黨如梁啟超，譚嗣同並尊康，黃遵憲亦附之，故均見保。翁同龢喜康，徐以是深結於翁。二十七日忽有朱諭罪狀，翁著開缺回籍。二十四日上諭，保舉宗室近支，又改為由朕親自查看，懿旨複令所用新進大員須於奉旨後至太後前謝恩。以是知二十三日有上諭變法，殆亦翁主康說而然也。康之命意在解散君權，以便其改製之邪說。如朝廷知是保之由來，恐不免於罷斥。數日之間，能鼓動翁老至此，其勢力甚大，令人生畏。彼固不料甫逾一日，失其所倚也。南皮師知康學之為邪說，而不敢公發難端，作書與梁節庵雲：康學大興，可謂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之雲：賊猖悍，則討之，不當雲如何也。”
“王雪臣”，王秉恩，張之洞的核心幕僚，負責財政與洋務諸事務。康有為在京師的活動，一直是張之洞及其幕中關注的重點。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講學士徐致靖上奏保舉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五人，當日奉旨康有為、張元濟於二十八日召見，其餘皆召京。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被罷免。此二事為當時政壇的重大事件，然僅僅幾天之後，四月三十日，張之洞幕中已經對此展開了詳細的討論，以當時的通訊條件，必是京中有電報來。盡管他們稱四月二十三日變法上諭為“翁主康說而然”，與今天可以看到材料相比較，不那麼準確；但分析康有為、翁同龢、徐致靖、徐仁鑄之間的關係，分析“保舉宗室近支”出洋的諭旨變化，分析“新進大員”至太後前謝恩，皆屬對京中政治動態的準確把握。從上引陳慶年日記還可以看出，張之洞及其幕僚對康有為在政治上開始發跡，極為擔心；“南皮師知康學之為邪說，而不敢公發難端”一語，恰是張此時心態的真實寫照；張在給梁鼎芬的私信中稱“康學大興，可謂狂悍。如何，如何！”更可看出其憂憤且無奈之情狀。相同的記載，又見於《穗石閑人讀梁節庵太史駁康逆書書後》，稱梁鼎芬“見徐致靖薦康等數人，太史與張製府書言：禍在眉睫！”此後不久，張之洞發電其侄時任吏部主事的張檢，要求查清康有為召見的情況及任用的情況：“康有為召對詳情如何？政府諸公賞識否？康與榮有交情否？派在總署，想係章京，上諭係何字樣？到總署後是否派充總辦？有主持議事之權否？”
康有為向光緒帝進呈書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陳慶年在日記中記：
“過梁節庵，知康有為近奉旨修書，擬大張其學。餘謂彼十餘年間，銳其偏解，時出撰述，海內士夫不著一字以為匡救，故彼得猖狂至此。譬之西人日夜製造，到處行銷，以（吞）我之財，而我無一廠以與之抵製。雖撫膺湧氣，無益於事。故製彼無他術，在我輩造貨而已，何畏彼我！”
康有為於四月二十八日召開後，當麵奉旨進呈其編寫的各國改製書籍，同時他也獲得了通過軍機大臣廖壽恒代遞其條陳的權力。康有為在光緒帝召見前，已進呈其著《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初次進呈本）和他人所著《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召見後又進呈其著《孔子改製考》（抄本，9卷）、《日本變政考》（第二次進呈本）、《波蘭分滅記》、《日本書目誌》以及《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日本地產一覽表》。這些時呈書籍對光緒帝的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波蘭變政考》進呈後，光緒帝特別賞銀2000兩。這一情報也很快傳到了張之洞處。陳慶年從梁鼎芬那裏得知此事，“張大其學”一語，也顯示了張之洞及其派係的擔心。陳慶年對此建議“我輩造貨”，即編寫反對“康學”的著述，以能與之競爭。但陳慶年的方法隻能是流傳於士子及官場，並不能進呈光緒帝，而後者又是當時政治生活中最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