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江寧，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以自任。隔日一談，每至夜深。”
光緒二十六年（1900），值庚子事變，避居海外的康有為致函張之洞，談起此事，稱言：
“昔者遊秣陵，過承縶維，為平原十日之歡，效孟公投轄之雅，隔日張宴，申旦高談，共開強學，竊附同心。”
“隔日一談，每至夜深”，“十日之歡”、“申旦高談”，表明兩人有著很長且很熱烈的談話。而張於此時花大量時間與康交談，實則另有隱情。兩人在馬關議和期間皆主張廢約再戰，在換約之後皆主張變法自強，在此性情誌向大體相投之下，雙方的相談也很成功，張當時對康的評價很高。由此，張決定開辦上海、廣東兩處強學會。其中上海一處，張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辦理，廣東一處交由康有為辦理；而汪康年此時尚在湖北武昌，在其未到上海前，上海一會由黃紹箕、梁鼎芬、康有為等人先辦。黃紹箕（1854-1908），字仲弢，浙江瑞安人，張之洞的門生、侄女婿，時任翰林院侍講，恰在張之洞幕中。他當時不可能親往上海。梁鼎芬是張的重要幕僚，此時亦準備臨時回湖北。黃、梁皆是遠程操控，上海強學會實際由康有為一人主持。 康有為在南京時，與張之洞也發生了思想上的衝突。對此，康在《我史》中稱：
“香濤不信孔子改製，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星海來言。吾告以：孔子改製，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所其學，香濤奚取焉！”
此中所言，便是本書《自序》中所引陳寅恪提及的“今文公羊”、“孔子改製”的學說，而“使星海來言”一事，“穗石閑人”後來亦言及於此，並談辦強學會之事：
“康得進士，北歸來訪，留住十數日，（梁鼎芬）勸康議論宜平正，做事勿誇張，講西學得其益，無流其弊，乃有用。康贈詩有：海內名山泰華高，南梁北盛並人豪雲雲。盛謂宗室伯希祭酒也。於是商開強學會於上海，時黃仲弢侍講紹箕同客白下，並聞斯舉，意在正人心，開風氣，用意甚正”
此處梁有勸言，但康是否有駁語，未見記載。以常理分析，康此時得張之助，辦上海強學會，似未必會以言詞頂張；不然的話，張當時即有可能與康分裂，更不會有後來上海停報之事。而兩人學術取向的不同，埋下此後決裂的種子。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1895年11月26日），由黃紹箕、梁鼎芬、康有為聯名的電報通過兩江總督署發出：
“詒在京師，與洪右丞、沈子培、楊叔嶠諸君開強學會，專講中國自強之學，朝士集者百數。今來金陵，與南皮言，南皮力主之。頃分設滬局，集天下賢士夫，刊布公啟，必欲得公名，以光此舉。立候電複。金陵督署紹箕、鼎芬、祖詒。”
“洪右丞”，洪良品，時任給事中。“沈子培”，沈曾植，時任總理衙門章京。“楊叔嶠”，楊銳，張之洞的親信，時任內閣中書。該電文是抄件，無抬頭，即未注明收電方。此電說明康有為南京之行的結果，也表明張之洞當時的態度。同日下午九點，正在南通的張謇收到梁鼎芬電報：
“張狀元：現與中弢、長素諸君子在滬開強學會，講中國自強之學，南皮主之，刊布公啟，必欲得大名共辦此事，以雪國恥，望速複。鼎芬。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