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一日日記又稱：
“聞節庵說，黃公度複電，以路遠不及商量為詞，且誣汪入孫文叛黨。其實公度欲匈挾湘人以行康學，汪始附終離，故群起攘臂”
而在閏三月二十一日，陳慶年致信汪康年：
“聞報館之事，群起攘臂，殊堪駭異。梁公節庵獨出為魯仲連，電告湘中，詞氣壯厲，幸如所囑，堅持無動，鬼神之情狀，聖人知之，何足畏哉！”
陳慶年的話，表明了張之洞一派的集體態度。他們此時與康有為一派不僅是學說上的分離，而且已在政治上對立，汪康年又一次度過了危機。梁鼎芬之所以能“出為魯仲連”與黃遵憲對抗，是其背後站著張之洞。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即《時務報》改官報風波之前夜，張之洞發電汪康年：《時務報》“六十五期尊撰必至之勢論，精確悚切，有功世道人心，海內自有報館以來第一篇文字。敬佩。”這是張的公開表態。θ米θ花θ書θ庫θ http://www.7mihua.com
還需說明的是，盡管張之洞對康有為意見極大，但對梁啟超卻仍存有“愛護”之心。梁啟超曾於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98年2月17日）發電張之洞：“患瘧經旬，憊甚。刻難行。屆時奉聞。超叩。”這是梁對張邀請其來武昌的回電，張的原電我尚未見。而到了光緒二十四年春保薦經濟特科人選時，張之洞保舉了楊銳，也保舉了梁啟超
四、《時務報》改官報與汪康年、張之洞等人的對策
梁啟超與汪康年在《時務報》之爭，以梁退出而告終，但康、梁對此並不甘心。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在京風頭正健的康有為，以禦史宋伯魯出麵上奏由其代擬的“請將《時務報》改為官報折”，稱言：
“臣竊見廣東舉人梁啟超，嚐在上海設一《時務報》局，一依西報體例，議論明達，翻譯詳博兩年以來，民間風氣大開，通達時務之才漸漸間出，惟《時務報》之功為最多，此天下之公言也。聞自去歲九月，該舉人應陳寶箴之聘為湖南學堂總教習，未遑兼顧，局中辦事人辦理不善，致經費不繼，主筆告退，將就廢歇，良可惋惜。臣恭讀邸抄，該舉人既蒙皇上破格召見，並著辦理譯書局事務，準其來往京滬，臣以為譯書、譯報事本一貫，其關係之重，二者不容偏畸，其措辦之力，一身似可兼任。擬請明降諭旨，將上海《時務報》改為《時務官報》，責成該舉人督同向來主筆人等實力辦理，無得諉卸苟且塞責。”
先是梁啟超於五月十五日召見後，光緒帝旨命以六品銜辦理上海譯書官局及大學堂編譯局。對於這一安排，康、梁並不滿意。此時讓梁執掌《時務官報》，康亦有意以此來掌控全國的輿情。光緒帝收到該折後，當日將之交給其師傅孫家鼐，“酌核妥議奏明辦理。”
自翁同龢被罷斥之後，孫家鼐是光緒帝最為信任的大臣之一，此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光緒帝時常將重要事件交其議複。而孫在政治上、學術上又與康有為甚不相合。六月初八日（7月26日），孫家鼐上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折”，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