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吳宇森回港時，蔡瀾跟他吃過飯。蔡先生當時問吳大導：“工作壓力大嗎？”
吳大導答：“好萊塢有個叫現場監製的職位，他把預算和導演商量好了之後，導演一定要按照它去拍，一場戲中超出了一天，他有權力叫導演走開一邊，他自己來拍，或者叫別的導演來拍，在下場戲省一天，總之以錢為主，所以你們常看到水平參差不齊的電影，就是預算超出的結果。但是這要看導演本身有沒有料，能說服電影公司的話，預算超出他們還是照給，所以片子愈拍愈好，愈好就愈有地位。”
連蔡前輩這樣在影圈中見慣大場麵的人，聽了也為之咋舌，吳大導的工作壓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用了兩年時間學習美國文化，努力融入當地社會的吳宇森，到開拍第二部電影《斷箭》時，依然無可選擇地在重壓下工作，依然無可避免地受一些不必要的烏氣。
“拍《斷箭》的時候，出過很大的問題。在好萊塢拍戲，除了有現場監製，還有第二導演，就是負責拍一些替身鏡頭或者特別危險的鏡頭，他們是要根據我的構想去執行拍攝的。到我拍一場動作戲的結尾時，超支了一點點，那現場監製竟然擅自把我的劇情改了，私下跟那第二導演說，我們的製作因為超時，要改劇本，就說電影中兩個配角坐飛機趕到主角打鬥的現場之前撞機死掉了，這就可以減去他們往後的戲份……”
英雄變狗熊
一個故事經這麼一劃“神來之筆”，什麼結局也要改寫了。套用吳宇森的話，“英雄也成了狗熊”，還怎麼拍下去呢？
“我氣得說不了話，後來才知道，我碰到的那位現場監製，早在好萊塢‘出了名’，他不僅一天到晚想著怎樣討好公司高層，而且原來隻要電影不超支的話，他還可以拿到一點傭金。我登時覺得這圈子很黑暗，但他有那樣的權力，我也奈何不了他。結果弄得一團糟，前後劇情根本完全不配合，幸好公司要我重新再拍最後的—段……”
在好萊塢日子久了，吳宇森當初那種震撼，也逐漸變成了平常心。他愈來愈明白，好萊塢，就是那麼一回事。
“這種情形在好萊塢隨時也可能發生，並不因為你是個新導演，而是因為好萊塢的每個人、每個崗位，都很缺乏安全感，人人都得想盡辦法去保存自己的職位。為了保護自己，他們不惜去踐踏別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去破壞人家的東西，這就形成好萊塢所謂的政治遊戲與鬥爭，還有人與人之間複雜的關係。”
我問吳宇森，麵對這種鬥爭，你妥協嗎？
吳宇森有點為難，他說：
“發生剛才說的那種情況，我會很憤怒，但又很沮喪，我當然希望可以堅持照自己想的去做，但……當我麵對這種事情時，我總是交給張家振，由他去替我爭取。”
也真難為了張家振。吳宇森的性格誰不清楚？不論在香港，在台灣，他也沒罵過人，有什麼冤氣都吞到肚子裏，大不了也隻是“以頭試牆”。到了好萊塢這個鱷魚潭，吳宇森依然故我，一夫當關的責任，就落到張家振身上。
擋子彈的拍檔
“張家振作為我的好朋友，也真夠慘的。很多時候，他就夾在中間，替我擋子彈。所以後來我的工作能夠漸漸順利起來，張家振給我的幫忙，好大好大。"
好萊塢的明爭暗鬥雖然無日無之，但開拍《斷箭》時，吳宇森因為在《終極標靶》展現的實力，已大大提高了他討價還價的能力。比如他對劇本的修改，就使公司高層從善如流。劇本本來的開場是兩個男主角坐在客廳看電視，打賭直播拳賽。吳宇森認為這對刻畫角色性格不夠有力，也難以吸引觀眾。於是，他把這場戲改為二人親自上陣拳擊時短兵相接的緊張場麵，顯示了這對朋友在友情中有著一股不尋常的暗湧，為劇情的推進埋下了伏筆。首尾呼應的是，在最後一場戲中，吳宇森也把兩位主角改為被困在一個小空間內，不能用槍互鬥，隻能拳來拳往。這兩項小“手術”，就大大加強了電影的張力，令觀眾頓感刺激。
首次與吳宇森合作而且首次扮演反派的約翰特拉沃爾塔，一直是吳宇森的忠實影迷，為了演好這部電影，他花了一個月時間練習拳擊，—切高難度動作都堅持親自上陣。他還重看了吳宇森的所有舊作——尤其是周潤發的演出，以期捕捉Mark哥那瀟灑的形神。
“約翰特拉沃爾塔的角色，就有點像周潤發以往在我的電影中的那種元素。John很優雅，風采和風度很接近周潤發，我就把那些神態動作，設計在John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