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幾年裏，胡先生一有出版的新著作，一定簽上名字送我，如《白話文學史》、《詞選》、《廬山遊記》、《胡適論學近著》等，他主編的《努力周報》、《獨立評論》，每期都由發行部給我寄來。可是我為人極為顢頇，又奇嫩無比，接到他寄給我的新著，竟連道謝信都不回他一封。即如我在收到他替我撰寫的一副對聯（聯文見我近著《台北行》“春風再坐”一節），也未有隻字稱謝。好像胡先生欠了我的東西，應該償還。這些事我現在回憶起來，疚心之極，可是當時的胡先生卻一點也沒有怪我。氣量之寬宏，古今學者中試問有幾？
抗戰發生後，胡先生奉命赴歐美宣傳，我們沒有再通信。直到三十八年，五月間，我毅然離開武漢大學十八年的崗位，到了上海。聽說胡先生那時也在上海正準備出國，打聽到他住址去謁見他。胡先生對待我非常親熱，說我寫的那封勸他快離北平的信，太叫他感動了。我一共見了他兩次，第三次我自杭州遊覽西湖回，帶了一大包龍井茶葉和二包榧子送他。他出門去了，留條托侍役轉送，也未知他究竟收到沒有。
我以前寫信給胡先生，僅稱“適之先生”，自一九五二年胡先生來台灣講學，我寫信和當麵說話，便改稱“老師”了。自己年齡漸長，閱曆漸深，“價值觀念”也愈明了，對胡先生學問、人格愈來愈尊敬，覺得非這樣稱呼於心不安。記得一九五九年夏胡先生在師範大學畢業會上演講，我那一年為療治目疾，也在台北，聽講時恰坐在前排。胡先生演講當然是關於師大畢業生為人師之道，不知怎麼，胡先生忽然說為人師不易，他自己教書三十年，不知自己究竟給了學者多少好處，所以聽人稱他為師，每覺惶愧。譬如他所教的北京女師大國文係，出了好幾個人才，像女文學家蘇雪林，到於今還“老師”、“老師”地稱呼他，真叫他難以克當。胡先生說時望著我笑，在台上的杜校長及其他幾個也望著我笑，羞得我連頭都抬不起。後來杜校長在他辦公室招待胡先生等，我恰從門口走過，胡先生欠身對我打招呼，意欲我入內共享茶點，我竟匆匆走過了。我的羞怯天性至老不改，而大師之如何的“虛懷若穀”也可以更看出來了。
我對胡先生的尊崇敬仰，真是老而彌篤。記得去秋在南港胡先生第二次請我吃飯時，我坐在他客廳裏，對著胡先生，受寵若驚之餘，竟有一種疑幻疑真的感覺。孔子、朱熹、王陽明往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及曆代若幹有名哲人學者也都不可再見，而我現在竟能和與那些古人同樣偉大的人，共坐一堂，親炙他的言論風采，豈非太幸運了嗎？誰知這種幸運竟也不能維持多久，胡先生也作了古人了。
（選自《蘇雪林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