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二十五年之前，在我開始著手寫這本不起眼的《貝多芬傳》時候，我並不期待它成為一份關於什麼音樂學的著作。那時正值一九〇二年，我無法平複自己騷亂的心態，毀滅還是新生，這些問題反複困擾著我。於是我選擇離開巴黎，來到了波恩，這裏是貝多芬的故裏。貝多芬不僅是我童年的玩伴，而且也是他在人生的戰場上麵支撐著我不停地向前。在這裏，我再次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故交。在到科布倫茲訪問的韋格勒的孫子們身上，我重新見到了當年的韋格勒夫婦；在緬因茲，我聽到了由魏因加特納（魏因加特納：Weingartner Felix （1863—1942），貝多芬作品最權威的指揮家。）指揮的貝多芬的大型交響樂演奏會。在那多霧的萊茵河畔，在那充斥著濕冷和灰暗的四月天裏，我與他單獨相逢，我傾吐著自己的衷腸，也感受著他的苦楚、他的勇氣、他的快樂以及他的悲哀；我跪在地上，由他堅實有力的手攙扶起來，為我的新生兒約翰·克裏斯朵夫（約翰·克裏斯朵夫：《約翰·克裏斯朵夫》是羅曼·羅蘭的名著，最初幾卷的故事和主人公的性格，很多取材於貝多芬本人的生活和為人。全書的戰鬥精神與堅忍的氣質，頗受貝多芬的影響。）行了洗禮；在他的鼓勵之下，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勇氣，尋得生命的意義，於是我踏上了回到巴黎的路，路上我唱著感謝神明的讚美曲。這讚美曲就是這本小冊子。它先在《巴黎雜誌》上發表，然後被貝璣（貝璣：Charles Peguy（1873—1914），法國近代大詩人。本文全文曾在貝璣主編的《半月刊》上發表。）拿去披露。我沒有料到這本書會突破我的朋友圈子。可是“人各有命……”
請饒恕我的絮絮叨叨。我隻是想以此來回複日後的一些人，他們會在這首讚歌裏麵用嚴格的史學方法來寫成淵博的專著。我已經為我留出了作為史學家的時間。在《韓德爾》和關於歌劇研究的幾部書裏麵，我對音樂學做了相當的工作。但《貝多芬傳》不僅僅是為了學術而為，它是因受傷而窒息的心靈在得到救世主的幫助下得以蘇醒和振作而寫的讚歌。隻是這個救世主已經被我改頭換麵。我相信所有的出自信仰和愛情的行為大抵都是如此。正如我的《貝多芬傳》被大家人手一冊地傳播出去，並為幸運女神所眷顧。那個時候的法國幾百萬的生靈，被壓迫的為理想奮鬥的一代，正在焦急地等待著解放的訊號。而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中聽到了這些訊號，便向他大聲呼喊。凡是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有誰忘得了那些四重奏音樂會，仿佛在做彌撒時唱《神之羔羊》（《神之羔羊》：彌撒祭典禮儀中的一個部分。）時的教堂。有誰能忘記那些包含痛苦的臉，注視著祭獻的禮儀，因受其啟示而大徹大悟。生於今日的人們已經和生於昨日的相距甚遠。但生於今日的人們又怎麼與生於明日的靠得更近呢？在本世紀初的這一代人裏麵，有多少人已被殲滅：無情的戰火毀滅了他們和他們的優秀的孩子。我的微小的《貝多芬傳》保存著他們的形象。它出自一個孤獨者的手筆，但卻不知不覺地與他們相似，而他們也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這本小冊子，由一個無名氏的人寫，從一家無名的店鋪出來，幾天之後便在大眾手裏傳播開去，它實際上已經不屬於我了。
我把這本書重新讀了一遍，雖然有些殘缺，但我也不想有所更改（作者原計劃寫一部關於曆史性和專門性的書，用來研究貝多芬的藝術和他創造的人格。此書已於1928年正月於巴黎出版。）。因為它應當保存原有的性質，以及許多追求自由和抗爭者的形象。在貝多芬百年祭辰的時候，謹以此文紀念那偉大的一代和他們正直與真誠的大師。是他們教會我們如何麵對生活，看待生死。
羅曼·羅蘭
1972年3月
貝多芬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