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為基礎的教育不平等不應該被看做“一些玩得過火的民粹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道德戲弄”，而是由全球經濟的成功而產生的：“對現在的一代人來說，我們的經濟在創造更多的富有成效地利用高度發達的認知能力的機會，而這些機會卻比能夠利用它們的人要多……經濟發展跑在了文化發展前麵，結果是文化正在為提升靈活性踩下刹車。因此，與其抱怨經濟體係，我們不如更好地幫助人們適應這一體係和迎接它的挑戰。遊戲的規則並不是問題—我們隻是需要更有技巧的玩家。”換種方式說，我們的政治領袖們需要更好地激勵社會，來找出某些方法幫助家庭提高技能。
喬治·蒙貝爾特在他的書《被俘的國家：公司接管英國》（Captive State：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中指出，人類和公司之間的鬥爭將成為21世紀的核心衝突。雖然這本書是針對英國，但它提供的教訓同樣也能很好地適用於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
在今天的華盛頓，兩黨都專注於使用稅收政策來幫助現有的大公司—通常是通過為資本資產支出提供更為有利的稅收待遇。這沒什麼，但是更為重要的兩個目標卻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培養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技巧和激發新的風險承擔者的持續創業創新精神。
美國國會專注於捍衛針對現有企業的稅法的每一個剩餘漏洞時，又采取了什麼行動來促進充滿活力和創意，還未存在或即將誕生的企業出現呢？這些還未誕生的企業是未來經濟的就業、創新和繁榮的基礎，但是它們卻從未進入華盛頓的政策關注範圍。
正如現在已經很明顯的現象，我狂熱地相信工薪階層家庭希望能夠趕上偉大的金融浪潮。他們希望從勞動力階層轉變成資本擁有者。他們希望在企業資本體係中占有一席之地，並且他們並不憎惡其他人的創業成功，隻要財富創造和機會的大門仍對所有人敞開。如果決策者們未能了解這些動態，我們可能就會看見一個全新範式的出現。全球的決策者們將會麵臨如何管理新的嫉妒政治的問題。並且，一旦產生，這些險惡的政治問題就不可能受到控製。這是一場表演的門票，演出中紙牌搭建的房屋會在我們眼前坍塌。
我希望同樣清楚的是，美國的政治團體在拒絕克林頓的自由貿易、開放金融市場的議程時，正冒著給全球金融災難創造條件的風險。首先，我們將會看到全球投資者對美國信心的逐漸喪失，接下來是現金和信貸可獲得量的萎縮，然後是持續的經濟低於增長潛力的停滯時期。減緩的增長將會帶來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者、階層鬥爭言論和政策，而這些將會進一步降低整個國際體係對於美國的信任。這也是為何當如今的政客們膽敢在自由貿易和開放資本市場上持不同立場時，他們應該記住通常大膽也可能是致命的。
尤其是美國正處在其經濟曆史的關鍵時刻。今天的政治家經曆了25年非同尋常的兩黨經濟成功。他們見證了在20世紀70年代末可能被認為離奇的、近乎純粹幻想的全球財富創造和貧困減少。然而他們現在正在玩弄貿易保護主義者和階層鬥爭政策，而這些政策很有可能讓一個包括裏根和克林頓在內的廣泛國際聯盟付出巨大努力才實現的經濟成功分崩離析。
盡管如此，以上的分析並不是說管理全球化政治將是件簡單的事。在全球金融體係結束了次級抵押貸款製造的混亂後，很可能沒有人會是英雄，而不少人是惡棍。事實上，就如我將在最後一章中所展現的，隻有那些具有非比尋常的遠見和克製力的政治家才能夠抵擋關於近幾年全球銀行部門不負責任甚至愚蠢的行為的政治煽動。的確，銀行家們讓整個世界經濟卷入了嚴重的麻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