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比想象中更加彎曲的世界。
當然，克林頓的顧問們，如薩默斯和斯珀林，關於中產階層沒有充分享有全球財富機器所帶來的好處的觀點是正確的。如今的金融體係中，工薪收入部門本身就在萎縮，中產階層的收入不足以保證家庭經濟狀況不會倒退。這一問題不會因為政府所支持的任何項目而改變，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和有針對性的教育津貼。
此外，如果全球化繼續下去，貧富之間的差距還將繼續拉大。這是因為財富創造是呈指數級增長的。在20世紀50年代，一位宗教激進者問愛因斯坦：“你相信奇跡嗎？”愛因斯坦回答：“我相信複利這個奇跡。”放到全球範圍來說，如果政府避免毀壞全球財富機器，世界範圍的財富就會呈指數級增長。
但任何理智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不會相信收入差異的進一步顯著增大無關緊要，差異增大就像一所政治和社會的紙牌房子，最終會倒塌。然而這次辯論並沒有嚴格的條條框框。從曆史上看，在美國，大規模收入再分配（想到70年代的高稅收）會嚴重妨礙經濟增長。結果會使整個經濟體係變弱，就業減少。此外，積極的福利幹預計劃則傷害了人們的自尊，使他們毫無成就感。這就是克林頓作為總統時為何甘願再次惹惱他的某些政治同盟，而簽署了重要的福利改革法，旨在幫助工作的窮人們擺脫陷入福利依賴陷阱所帶來的屈辱感（同時保證真正有需要的人群的福利）。
最終，政治壓力所造成的普遍不公平收入分配極有可能變得很難估量和預測，甚至更難控製。高度企業化的經濟產生了贏家和輸家。挑戰最終在於如何大幅擴展贏家的社會基礎。最好的方式是擴大投資階層的基礎。實際上，從長期看來，讓更多的人成為資產持有者是挽救全球化的唯一政治方法。
對中產階層來說，單純依靠工資是不可能在今天的新型經濟中致富的。此外，因為工資通常以某種形式跟GDP增長掛鉤，美國政府需要使其測量經濟的過程現代化。如今的官方GDP數字可能並不能充分反映經濟的真實增長，因此工資可能在這幾十年中被不公平地限製了。服務部門創造了70%~80%的私營部門GDP，而製造部門隻創造了13%。政府對製造部門進行了極其詳盡的描述性分析，而對服務部門的測量則令人不解地模糊。這是因為近半個世紀，政府隻需要衡量製造業。隻是在最近幾年，服務業才成為了美國經濟的主導。所以50年前的測量技術不足以衡量新經濟的主要增長引擎，也就不足為奇了。而工薪階層則深受其害。
最近幾年，全球經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程度。然而相對於擁有全球股票投資組合的人來說，工薪階層並不能參與財富生產。他們身處劣勢，沒有辦法從世界經濟增長中獲益。更加富裕的人可以購買國際股票和全球共同基金，充分參與全球生產力發展，而工薪階層在大多數情況下則不可能這麼做。換句話說，由於金融全球化，股票市場投資的部分利潤代表了對美國以外地區爆炸性未來增長的占領，而這是非投資者所不能達到的。因為隨著全球化市場的興起，國家GDP和國家財富之間的聯係也由此減弱，使得收入差距拉大。
這就是為何為了從世界生產力進步中充分獲益，工新階層家庭需要在全球金融市場進行長期投資。盡管市場不可避免地有起有落，但這卻是真理。資本所有權基礎需要擴大—通過鼓勵工薪階層家庭根據全球戰略進行股票和共同基金投資的方式。
共和黨候選人經常提到裏根的名字，認為他是政治上近乎神話的完美的人物。但是裏根過去作為一個###黨人和工會領袖，如果不努力讓所有美國人分享財富，是不可能在執政期間實現爆炸式財富增長的。本著同樣的精神，裏根在20世紀80年代支持了所謂的“城市企業區”。這些企業區在衰退的市中心周邊實施大幅減稅或免稅，以鼓勵小型企業創造就業機會。這一企業區法案是由國會議員傑克·肯普引入的。我很幸運能夠領導員工層麵的工作。作為共同發起人，我同南布朗克斯的######會議員鮑勃·加西亞一起工作，我們設計法案，然後向城市社區和其他特殊利益群體進行宣傳。同時，我們也向裏根推銷這一觀念。如今，企業區觀念已經傳遍了整個美國，尤其是在州和地方一級。